[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06-07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如果说卢卡奇、列斐伏尔、萨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思想重心在于辩证法的实践性、主体性、总体性，那么，阿多诺的思想重心则在于辩证法的个别性、特殊性。《否定的辩证法》是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由于其直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学理上首次系统地论证了非同一性的哲学地位，因而认真研读它，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否定性辩证法的提出 阿多诺是一位非常有创见同时又尤为激进和极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哲学反思。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草菅人命、疯狂屠杀，面对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全面异化的痛心无奈，为了争取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阿多诺把矛头指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同一辩证法，并提出了“否定，否定，再否定”的“否定辩证法”。 阿多诺留给世人最震撼人心的话就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在其最艰深的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法》的最后一章里，他写下了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哲学反思。“几百万人”、“种族灭绝”、“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炉”，这些至今流着血的字眼，使阿多诺长年遭受“梦的折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些像猪羊一样被送进屠宰场并用现代化的机器进行宰杀的难道不是人吗？在理性、国家、普遍性面前，这些活生生的个体难道不是基本的哲学存在？“这正是迫使我们从哲学上来思考的东西。在哲学上，我们体验到了冲击：哲学的刺透越是深刻、越是有力，人们就越是怀疑哲学从人们身上清理掉了实际的事物。”奥斯威辛的恐怖场景告诉我们，“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尽管思想的幸福、它的真理性的前提唯一存在于崇高之中”[1](P365)。这些脚踏实地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特殊性，只有这些个别，才是应该被重新思考和认识的东西。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面前，阿多诺首先感到了哲学的堕落，即在同一性的旗帜下灭绝了非同一性。“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P362)因为种族灭绝是在理性、普遍性、同一性、国家的口号与原则下执行的，哲学为同一性证明了一切，却剥夺了非同一性、个别、特殊、人的存在。面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除了哲学，阿多诺还对文化的失败感到痛心：“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文化已完全变成了它曾潜在地所是的意识形态。……任何为维持这种应彻底谴责的和破旧的文化而辩护的人织成了它的同犯，而那种否定文化的人则直接推进了人们的文化所表现出的那种野蛮状态。”[1](P367)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其深层的根源却是哲学的堕落和文化的失败，是人性的冷漠和利己。“冷漠”是“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1](P363)。 这种冷漠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金钱的需要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粹经济的了。……一种没有人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2](P194)。由于“现实的人”变成了“经济人”，又“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自我”，而资本的原则构成了社会的主要趋势，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样”。正是资本原则和哲学同一性的共谋，导致了“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1](P363)。面对奥斯威辛的种族灭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暴与冷漠，阿多诺的思想终于爆发——“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1](P363)，其哲学批判矛头首先指向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 二、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阿多诺认为，哲学思考的重心应是个别、特殊、非同一性，即应把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作为哲学思考的重心，然而在最具辩证法思想的黑格尔哲学中，个别、特殊、非同一性却遭到了不应有的蔑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从“某物”开始，不是从具体的个别性、特殊性、非同一性开始，而是从“存在”开始。由于“存在”不是个别，而是一种普遍的特性，这样，非同一之物在一开始就被“存在”中介了，其直接性变成了间接性。“逻辑首先想证明的绝对唯心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假定为前提。这也就是黑格尔拒绝从‘某物’开始而不拒绝从存在开始的要害。非同一之物不是直接的，它是一种被中介的东西。这种说法看似无关紧要。但在核心之点上，黑格尔未能公正对待他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非同一之物是同一的——作为自我中介的——但它也是非同一的：它是与它的所有同一物相对立的他者。黑格尔没有把非同一性的辩证法贯彻到底。”[1](P119)也就是说，既然非同一之物是同一的，也是非同一的，那么，就应该从非同一之物开始，而不是从同一之物、存在或同一性开始。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发展，而非理性、非同一性、个别性、特殊性在本质上不过是为理性服务的工具：“单独的个别人，从其本义来说，只在他是体现着(一切)个别性的普遍的众多时才是真实的；离开了这个众多，则孤独的自我事实上是一个非现实的无力量的自我。”[3](P36)因此，个体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然而，黑格尔却由此而否定个体、非同一性的存在意义，认为“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4](P203)。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绝对精神作为同一性的集中表现，是消解非同一性的根本力量，“永远肯定自己以对抗特殊物的唯一绝对裁判官，就是绝对精神，它在世界历史中表现为普遍物和起着作用的类”[4](P260)。因而在黑格尔那里，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不是非同一性，而是同一性。由于排斥个体性、非同一性，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成为一种保守的形而上学。“与黑格尔本人的理解恰恰相反，他的绝对体系由于持续不断地抵制非同一之物便否定了自身。的确，没有非同一之物就没有同一性。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同一性作为总体性具有本体论的在先性。”[1](P119)既然黑格尔承认“没有非同一之物就没有同一性”，那么，在理论体系上就不应没有非同一性的地位。显然，黑格尔在一开始就从本体论上剥夺了非同一性的在先性，这在根基上是反辩证法的。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P150)，离开了非同一性，也就无所谓辩证法。“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依赖性正如黑格尔几乎要得出的结论那样：是对一切同一性哲学的抗议。”[1](P119)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明确地站在了非同一性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它的这种缺乏是一个优点，是某种更崇高的东西，保持得像神一样——相对于他不可避免地从中抽象的东西。越少就越真实，如同后来在海德格尔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关于朴实的、壮观的意识形态中那样。”[1](P119)因此，黑格尔哲学一开始就是保守的，具有反人道、反个体、反非同一性的性质。而对于真正的辩证法来说，“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1](P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