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危机的路径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这些探讨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面的认识。鉴此，笔者试图以对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的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的考察为切入点，从方法论的层面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意识”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及其发展路径的关系加以批判性的反思，以期为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变革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一、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的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 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视域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哲学的话语革命，它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概念、范畴、范式和运思方式。可以认为，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视域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当然，“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不是脱离其哲学革命的内容和现实世界的纯粹话语“转变”。顺应时代发展，科学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以满足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的基础；通过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是这一话语革命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和某些术语从内容和形式上扬弃传统思辨哲学，是这一话语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在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批判、历史学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构建不再是“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并使其具有可以在具体科学研究中把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态——比较完整的话语系统，是这一话语革命基本完成的标志。 以上所述就是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的逻辑。 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专门的、预设好的话语革命的方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他坚决反对把语言和思想独立化有关)，但的确存在着话语革命。不过，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并不属于目前在西方学界已经渐入“死胡同”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欧思想文化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面前显得“无所措手足”，软弱无力，其主要表现是：代表着西方哲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蜕变为试图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折衷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改革的理论方案纷纷破产；被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所裹挟的其他思想文化领域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发展，但在整体上是无序和混乱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发展的？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路径或人和社会彻底解放的道路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德国“从何处来”和“往何处去”的问题)。显然，当时的西欧思想文化界没有科学回答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时代问题的话语。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话语上表现出对它们的明确认识和科学回答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的发生过程。 早在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哲学进行批判以前，马克思就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认识到脱离现实世界的思辨哲学的危害性，并据此表达了他对“真正的哲学”的期盼。他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哲学的话语革命。不过，实现这一话语革命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还是不可及的。以后，在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抱着实现人和人类彻底解放志向的马克思，首先试图从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入手，来实现哲学的话语革命，以构建“真正的哲学”。从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真正的哲学”是“双脚扎根大地”的哲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从批判功能来看，它是“对尘世的批判”哲学、“对政治的批判”哲学、“对法的批判”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他所致力于构建的这种哲学，其价值诉求在于：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时无产阶级也把它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一旦这种“真正的哲学”被德国人掌握，“德国人就会成为解放的人”。因此，马克思赋予了与这种“真正的哲学”内容相应的话语：如“人就是人的世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物质力量”等。 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哲学内容和哲学话语方面都向科学回答时代问题迈进了一步，从而确立了哲学话语革命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但其中也包含有待超越的局限性：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这时还只是在传统哲学的框架内对哲学进行改造，其主要表现是：以一定的哲学原则(无论什么样的哲学原则)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把人和社会的发展视为一定的哲学原则的实现。马克思的这种纯粹的哲学批判虽然也可以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并由此产生出一些新的哲学话语，但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哲学的局限，从而也不可能实现哲学从“内容”到“表现”上的革命。 在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以及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展开，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觉察出其哲学批判的局限性：“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页)笔者以为，马克思这段话语包含的“潜台词”是：把对“副本”即思辨的批判视为对“原本”即现实世界的批判的一部分(即“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就必然会不自觉地走入传统思辨哲学的“陷阱”。这段自我批判的话语实际上标示着马克思从内容和形式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开始与传统思辨哲学彻底决裂。就哲学而论哲学，与直接反映在具体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相分离，其结果只能是在传统思辨哲学的框架中反对传统思辨哲学。自此以后，马克思不再从明确的肯定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哲学”已经成为传统思辨哲学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