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6-0015-05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比如，如果不承认存在普世价值，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地方性的事业，而不是世界性的运动。如果承认有普世价值，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不要吸取普世价值中的合理内容或者说，现在所讲的“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社会倡导的价值，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是真正的世界性的、普世的？再进一步追问，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中西对置”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框架中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与清末思想家们那种“中体西用”的思路和眼界有多少差别？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和襟怀又有多大距离？总之，如若我们不能以马克思那样的世界历史和人类主体的视野与高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我们就始终难以超越民族的狭隘性，“中国特色”也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世界历史是以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为其开端的，新航路的开辟为比较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使得西方人获得了不少关于东方国家、美洲、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知识，自此才出现了关于“世界历史”即世界各国历史的通史性著作。黑格尔既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书写历史的方法。他在《历史哲学》绪论中，一上来就讨论研究历史的方法，将之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有“哲学的历史”即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历史，才能透过各种偶然性和特殊性的杂多，发现人类各民族发展“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根据，因此才是世界历史本身。这确实是一种很深刻的哲学洞见，一种属于“史观”层面具有革命性的见解。正如后来恩格斯所高度评价的那样：“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想象为一个过程，即想象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26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把握的历史，理性构成了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到此为止，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都还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问题是他把人们“理解”事物的过程当作事物自身产生的过程，把人们观念地“把握”事物的方式当作事物自身发生的方式，在他那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8。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与财产，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场合与舞台，是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也就是自由的实现，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东方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是比较低级的阶段，因为“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2]18。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不过是“精神”的一种有限的具体形式，通过内在的否定要回归到“世界精神”，人们的实际活动终归只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都是无所知的，他们只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即使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世界历史人物”也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2]16，他们是在满足自己利益和欲望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力图通过偶然和杂多而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致思路向，对“理性”“自由”作为时代精神的那种自觉，对“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之辩证关系的揭示，都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之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和转化。马克思批评说，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略了物质生产和生活“这一现实基础”，就是将之当作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545。如果说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还抱着与现实有些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只在“纯粹精神”领域兜圈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和最终成果。[3]546马克思正是抓住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历史的“现实基础”，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34，是通过大工业和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而将世界各个民族连成一体的结果，也即是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布展的过程和结果。世界历史时代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但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经济运动的产物，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追求利润和价值实现的内在冲动，迫使着资本家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就是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物质生产和经济交往带动了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互动关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35 相比于以前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着人类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文明即现代文明阶段，机器大工业、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全面交往构成了这种文明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这种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为其合法性作论证的以自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意识形态，表明人类历史告别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而进入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各种发明创造，科技的、文化的、制度的、管理的，都通过交往而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能够为所有民族和国家所借鉴、所取用，而不必再从头开始，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的发展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进行；普遍交往使得人们能够超越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个人，亦即具有全面需要和生产能力的个人，从而为进入到“自由个性”的阶段提供了条件和做好了准备。但这个过程又是充满矛盾和残酷性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造成“羊吃人”的惨状，使人的异化达到骇人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奴隶贩卖、殖民地、侵略战争、种族奴役等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人类整体的进步总是以部分的牺牲作为代价，进步的对抗性和对抗的进步性就这样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剥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