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10-0037-07 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美国的金融危机、债务上限危机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哲学尤其是经济哲学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不可能替我们解决21世纪的问题。然而国内有不少学者，仿佛不是生活在21世纪，而是生活在19世纪，他们还在拿19世纪的马克思理论批判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西方的研究者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了很好的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好地面对当代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借鉴。 一 从生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理论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属于“生活哲学”。而生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作为人，我们怎么活？“怎么活”涉及的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不仅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方式取决于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笔者看来，对生活方式、尤其是对“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关注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把实现人类幸福和获得个性自由作为奋斗的目标。后来，无论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还是其建设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都以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为目标指向。一旦脱离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其生命力。 由于马克思后来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放到了全部生活哲学的首位，因此对“物质生活的生产”的研究，或称作经济哲学，就成为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生活分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个层面，分别称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他把经济生活或物质生活置于全部生活的基础层面，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由于马克思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因此他称自己的经济哲学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里的“批判”是哲学上的“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和范围”。霍克海默第一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他把“批判理论”的起源追溯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霍克海默号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向社会领域，建立“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倡议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响应。从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与波普尔围绕社会理论展开激辩开始，直到哈贝马斯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为“批判理论”开辟了另外一个学科领域。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与马克思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意识形态批判和法哲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发展过程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与此同时，围绕《资本论》的研究，西方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对于哲学问题兴趣不大。由此，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的理论被重新分化为哲学和经济学，实质上两者都脱离了生活。其中，哲学被国内学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经济学则被国内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接纳。相比之下，倒是西方的“马克思学”努力还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本性，虽然这种“还原”仍然带有各种偏见，但无疑为从经济哲学角度理解当代问题提供了借鉴。 西方杰出的马克思学专家费彻尔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②——正如马克思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包括双重批判，即对国家和法进行原本批判和对国家哲学、法哲学进行副本批判一样。马克思之所以进行双重批判，并由法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不过，在马克思的时代，中国尚未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而当今世界，如同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远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 二 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资本拜物教 曼德尔注意到，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唯一被马克思当作具有《资本论》研究对象典型特征的国家。到20世纪，不仅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且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东方国家，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从而进入《资本论》的语境：“《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③笔者认为，到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工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在这一意义上，不妨借用曼德尔的说法：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如说是21世纪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