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峰明(1966-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立场备受诟病。从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阐释来看,尽管其中不无深刻之处,但其“发生学”的思维方式使他错误地把“本质”和“现象”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起源”的意义上确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用“本源”与“派生”的关系解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结果是一头走向地理环境决定论,另一头重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二律背反或循环论证的覆辙。马克思“本质抽象”的科学方法则表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是一种“共时性”的“趋势决定”,而不是“历时性”的“起源决定”。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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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的第一人,其实质就在于确立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一元决定性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其观点的翻版。后世思想家对传统教科书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种种批评、保卫、重建与超越的倾向和立场,无不与普列汉诺夫的阐释相勾连。因此,详尽梳理和准确把握普列汉诺夫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站在方法论高度予以深入反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一元决定:“经济”抑或“生产力”

      1.历史观中唯心主义的二律背反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代表了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因而可以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①,也是以往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产物。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他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以来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以“感觉论”对抗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均是感觉的变形,而感觉则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其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然而,他们并没有循此思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上来,进而解决究竟是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反而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都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这便是有名的“环境决定意见”和“意见支配世界(即社会关系)”的二律背反。

      19世纪20年代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和米涅等,开始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止步的地方。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环境万能”的思想,并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察环境,认为“政治宪法”和“政治制度”产生于“社会环境”,即“人们的公民生活”或“社会本身”,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财产关系”和基于财产关系的“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结构生根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取决于所有制的状况。依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解,这就等于默认了:“为着解释某一国家的政治生活……要一般地研究它的一切财产关系。”②遗憾的是,当进一步讨论“所有制状况”和“财产关系”的起源时,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本性”,一方面认为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不仅陷入了新的二律背反,而且事实上回避了问题本身。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19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着力在历史中寻求“规律性”,而不是像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们也没有像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样仅仅看到“财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进一步提问:“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③其答案是:财产关系由农业和工业等“实业”和“生产”决定,人们在财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取决于他们在实业和生产中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分析就率先进到了“物质生产”的层面。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路,而且比后者更为彻底地坚持“意见决定环境”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环境决定意见”的另一面。因为他们发现,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则决定于生产者的智慧和知识。所以,生产和实业的发展最终由人的智慧或知识的发展决定,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因素。他们还认为,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发展又体现着“人的本性”的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以人类的天性来解释”。可是,“从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人的天性呢?从历史中”。④这样,他们就重蹈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人性决定历史”和“历史决定人性”的二律背反的覆辙。

      同样是在19世纪前半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抛弃了人具有固定不变的本性的观点,拒绝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社会现象。他们把社会生活看成是有自己固有规律的必然过程,认为任何事物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皆变。但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规律性不过是“绝对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关系,其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就是“概念”或曰“理念”。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理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理念,而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特殊理念都是绝对理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历史不过是逻辑的应用,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它对应于绝对理念逻辑演进的哪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本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将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理念的形态,而在这个理念中找寻一切现象的解答,唯心主义这样便引导自己走入死巷。”⑤

      黑格尔哲学受到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猛烈批判。鲍威尔兄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既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也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不仅把人变成了完全消极被动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就是虚幻的。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不是什么绝对理念,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力量。没有绝对的理念,没有抽象的理性,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普列汉诺夫就此认为,把“人类理性”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用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人的理性重新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意味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新的形态下的复活,也同时意味着重新踏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走过的“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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