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21-08 (5)劳动的预设性质 关于劳动，尽管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明显可见，这就是它们的过程性质。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即劳动活动的准备、实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出现。但实际上，劳动过程是由四个阶段组成，在上述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预设阶段，这就是对劳动的筹划。正是这种筹划行为，标示了人之所以为劳动性动物的根本性特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细化，劳动的预设性质逐渐分化和独立，以至于出现了单独的部门和职业，把这一预设性质专业化。如果我们继续以建筑房子的劳动为例，这一点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证明，如专门的建筑设计院和其中从事劳动的专业设计师。如果我们在马克思思考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便会发现，劳动的预设性质内含劳动的能动性质，即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且是为了劳动，人的创造性才能成长起来，发挥出来，这正是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6)劳动的受动性质 仅仅关注劳动的预设性质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能动性质和创造性质，极易导致它的极端化表现形式，这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吃这种乐观主义苦头的例子并不鲜见，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例证是中国自1958年开始出现，后来招致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这说明，劳动中还有其他性质未被发现或未被承认，即劳动的受动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论述虽然略显生涩，但已明确提出了劳动的受动性质问题：“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P20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旧话重提，但论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P534)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活会受到两种限制：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限制；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限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这两种关系之间的限制，限制即受动或被动。其中，基础性和源头性的限制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诸多限制正好说明了一点：人的劳动具有受动性质。 马克思关于劳动受动性的言说只是提出了问题和部分地回答了问题，并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之所以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些本该涉及的因素并未被涉及，如制度因素、文化传统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和突发事件(如战争、恶性疾病的流行)等，但提出问题并为回答问题提供方法论原则就是对人类劳动思想史的伟大贡献。自培根以来，人类在科学乐观主义的影响下片面地看待人的劳动能力，认为只要能预设，由预设变为现实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种科学乐观主义情绪在马克思提出和论述劳动的受动性质问题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智慧及由此而来的先见之明。 2.劳动哲学本体论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界说已如上所述。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的是如下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能对劳动范畴作出如此深刻、全面、系统和高屋建瓴的界说？其背后的原因可以找出多种，如马克思常人难以比肩的广博的知识积累、对人类社会历史极富智慧的洞识及基于人类本性而来的价值立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立场即劳动者的立场。这些条件要发挥作用，其所依据的前提是特定的哲学分析框架，即马克思在研究劳动问题时所运用的哲学分析框架。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所内含的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外，还有其他哲学分析框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吗？但实际情况是，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不仅没有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其加以批判。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正是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框架——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这里的“旧”相对于“新”而言，我们可以找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旧”的许多特征，黑格尔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他并未指明而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旧”的最根本性特征便是它的哲学分析框架。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确实认真对待费尔巴哈了，其结果便是集中、系统和深入地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的致命性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忽略了历史；其二，没有赋予劳动以本体的地位。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思维方式原因，归根结底是过分地依赖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1](P527-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