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的贫困化与生活世界变迁的原动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立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活状态下,人们“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趋向于“拥有感”。人对物态度的历史性演变,证明了感觉的贫困化贯穿于资本历史性运动的全过程。培育并高扬人的“内在丰富性”,即“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有可能突破并诊治感觉的贫困化,构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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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私有制的剖析,是我们提出这一论题的直接思想来源。私有制造成了人的片面性以及生活世界的扭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众多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亦即感觉的贫困化这种现象,立意和论证皆有别于流俗所见,在19世纪40年代就产生了针砭时弊的震撼力。从资本建构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实情来看,马克思这一分析更有凸显这个时代之一般弊病的洞察力。即便如此,我们至今仍没有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给予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基于现实关切的理论阐发了。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感觉贫困化问题,力求厘清这一现象的成因,启明生活世界变迁的源始动力,彰显时代发展动因的策源地,由此弘扬马克思的深思。

      一、感觉的贫困化及其成因

      依照马克思的洞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发生的“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就是指人们“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趋向于一种感觉即“拥有的感觉”,或者被这种“拥有感”所代替,或者这样那样地归顺于“拥有感”。马克思更为详细的描述则是:“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①

      正常状态下,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丰富多彩的,联系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把握外在世界的方式是复杂可变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与人的五官感觉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或要求紧密相关。然而,在“拥有感”宰制和引导的生存状态中,人的五官感觉在内容上被凝聚为同一种意义指向,且始终固定在这个标准上。在这种情况下,五官感觉便丢失了本己的特质,徒有生理形式上的分殊。本来各自有别的五官感觉,却被挤压到同一个存在平面上。人的五官感觉走向如此这般的单一,意味着人将落入感觉贫困的荒漠之中,并且是显而易见的绝对贫困。这就是人的“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

      人的感觉的异化实即人性的残缺,无疑是人之为人的危机,而且是起之于人性基层的生存危机。就此试问:人何以遭遇到如此这般的生存危机?换言之,这种状况何以能够发生且持存下来?是否有其必然性?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

      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当然是以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为依据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商品为日常生活细胞、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活状态。就此试问:这种社会生活状态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处境,以至于人类落入感觉的贫困化之中?

      其一,人与人之间处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正如很多思想家所揭示的,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其“自利的打算”。“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最隐蔽最坚固最恒久的内在动力源泉。人类天性中的这种求利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无疑获得了天然肥沃的生长和发展土壤。更有甚者,资本主义私有制还依其内在本性,必定要充分激活人类求利的本能,使之上升为日常生活建制的推动力,并不可遏制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输送必不可少的人性资质。一旦成为社会制度的构成元素或成分,人的求利本能就蜕变为人的贪欲,拜金主义遂成为社会生活风尚。所以,资产阶级在其取得统治的地方,打破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②。不消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了“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催生了商品拜物教,由此导致“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③。

      其二,物化社会关系的异己性。与利己主义的“孤立个人”相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发达的社会关系”。这种状况的确十分吊诡,但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实情——这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商品的价值。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而商品价值的实现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完成的。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不是商品体本身所固有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者自封的,而是在交换中通过另一个商品体才能反映出来。换言之,商品的价值具有“对象性”这一“纯粹是社会的”特质。“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④。问题在于,商品价值的“对象性”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园地里生长的,并藉此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公认和使用,进而才能有其现实的存在。正是这样,与“物对人的全面统治”俱在的,便是“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至于人们“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及其负载的“全面的社会关系”,恰恰是每一个人不能逃避的生存条件。

      其三,“抽象统治”在“新时代”的大行其道。所谓“抽象统治”,是指近代以后资本和形而上学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绝对控制、人的感性活动乃至感性生命被放逐被边缘化的生存境遇。资产阶级创建了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和开发,力图让人们“变成资产者”,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现代的资本文明。社会生活以资本为主导原则,主要标志或具体实行的路径,就是“抽象劳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定理或准则。由于抽象劳动撇开了具体的感性劳动形式,实质上不过是一般人类劳动耗费的标识,并且又是通过可计算、可通约的劳动时间表现出来,所以,以抽象劳动为活动轴心的社会生活就有着独立和平等的外观,指引着人们筹划生存的可能性方向。如果说资本原则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制定了大致方向,那么,近代形而上学就为这种生活定向提供着文化辩护或理论纲领。海德格尔就有一段颇为深入的评价:“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⑥这就明确证明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社会“抽象统治”的原则同构性。就此而言,随着资本逻辑上升为社会生活主导原则、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从此得以开启,资本和形而上学就成了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两者相互作用为其构建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根据。在这种情势下,“抽象统治”的实际运行自不待言,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种统治竟然成了现代生活的正常状态,是人们陷入了深知其害却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是这种生活状态超强的建构性和再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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