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01-07 以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为了切实改变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精神懈怠的状态，有效地反对形式主义，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战略创新，有必要从哲学的层面来研究问题观，提升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一、问题观与哲学观 问题观是一种世界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世界总在运动、变化、发展，其根源在于矛盾，矛盾是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生生灭灭的根据和动力，这些矛盾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就产生了问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的矛盾，在推动一切生命不断进化的同时，提出了优与劣、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等等问题。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提出了个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革新与保守等等问题。矛盾和问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不管你喜欢也要，厌烦也罢，承认也罢，否认也罢，只要地球转动着，人类生存着，那么问题就永远存在着。一个人想要永远摆脱问题的纠缠，就如同一个人企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所以，怎样看待问题，关系到怎样看待世界的性质，怎样对待世界的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承认世界的变动性和规律性，就不能不承认矛盾的必然性和永恒性，就不能不承认问题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正是问题的不断产生、不断变化、不断解决，构成了世界的动力源泉，推动着世界的演化和人类的进步。正是从自觉的矛盾理念和问题意识出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点，推动我们不断破解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问题观是一种历史观。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人类历史是由内在规律支配的，还是由偶然事件堆积形成的，是个人意志或强权决定的，还是无数意志冲突的合力所使然的，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目的性能否统一，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历史观的重大分歧。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化，而这种矛盾运动是通过时代问题显现出来的，通过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不同的问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性质和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要求把生产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资本和市场开辟道路；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把生产力从资本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开启人类解放的新纪元。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资源和技术的竞争，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还是科技竞争、创新能力竞争，都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问题，都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实状态，任何阶级、政党、社会力量要想引领历史潮流，都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制定策略，提出口号。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学说和观点，都不能回避对时代问题的判断和分析，以及在对待时代问题上划分不同的流派。 问题观是一种认识论。有一种说法，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或者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在这里，问题是一种“视域”、“视野”、“眼界”。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清醒，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清醒，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向、道路、动力等等的不清醒，使我国社会主义进程遇到很多挫折，走了很多弯路；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误又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运用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式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导致了党的指导思想“左”的倾向越演越烈，难以纠正，最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里产生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论要不要与实践相结合，要不要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不要以实践作为衡量的标准。历史表明，问题的产生往往与认识路线、认识方法密不可分，与思想视角、思维方式的转换密不可分。囿于原有思维方式的束缚，人们往往自设思想禁区，习惯于按既有原则、理论来思考和评价，遮蔽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这里，一切都没有问题，甚至谬论被当做真理，错误被当做成就。而一旦人们把思想从牢笼中解放出来，理性恢复权威，真理驱除盲从，人们就会发现一切原则都要重新评估，一切思想都要在实践法庭上受到审判，在内心和外界都展现了广阔的“问题”天地。正如黑格尔兴奋地评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带来了理性的新时代，是一个用头站立的时代，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重新评价。恩格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2] 问题观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是主体对客观现象的一种判断。人作为主体，必然依据一定的目的以及一定的利益诉求对待和处理与客体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价值关系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并会作出不同的判断。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以往的哲学的出发点是解释世界，因而它们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本原及其和思维的关系。即使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也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而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解放为历史使命，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实践，落脚点是改变一切现存的制度，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实质上是提出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家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当哲学家们陶醉于找到世界本原和规律的幻象中，马克思却看到旧哲学存在的问题，看到旧哲学与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要求渐行渐远的危机，提出了哲学革命的任务和方向。人们总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出发提出问题、判断问题，看待一种理论问题是如此，看待一种社会现实问题也是如此。如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运作的，具有资本、技术、市场先发优势的国家无疑能捷足先登，获得巨大利益，而后发国家和地区由于先天不足，往往不具有话语权和竞争优势，容易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加边缘化，不仅有可能在经济上落入发展“陷阱”，而且有可能在文化上落入无所适从的“失魂”状态。只有从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出发，洞察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参与全球化中清醒地坚持经济文化安全战略和跨越式发展战略，才能赢得主动，赢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