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一书自2009年出版它的第二版之后,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日文版)和国家社科基金首批“2010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英文版)的鼎力资助。也是在《回到马克思》的英文版和日本版的翻译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我停下手中正在修改的《回到海德格尔》的第三稿,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本书中文第三版的校订工作。中文第三版,仍然保留了原文本的基本学术构境质性和总体场境支点。有变化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这一次的修改中,我补写了关于马克思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集中改写了赫斯①一节的内容。其中,包含了我对青年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一些新的想法。此外,在全书的修订过程中,也有一些少量观点上的改写和文献补充。这次修订与前两版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直接依照MEGA2、MEW版等德文原文重新校订了在马克思的原文中译文转译中的一些再现细节,并且修正了一些过去在中译文语境中的明显误判。在本书第一版的写作中,我对MEGA2的文献引述基本上建立在先期的德文转译中文的基础之上,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依据德文。同时也因为,最近几年我正在为海德格尔的文本研究大伤脑筋,所以,年过半百的我不得不为德文的学习付出大量的艰辛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也是在这一次的校订工作中,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十多年前“回到马克思”时所依据的主要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相当多数的文本,竟然多半是从俄文转译而来的。一些极为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都基于苏联专家在俄文语境中的理解之上的意译,比如,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都十分重要的Vergegenst
ndlichung(对象化)一词竟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不少地方都被误译成“物化”;而Gemeinwesen(共同本质)一词则被译成“社会联系”;而有确定含义的Dasein(一定存在)与Existenz(生存)一同被混译为“存在”;马克思用以表征社会生活复杂关联性的概念群:Band(联结)、Beziehung(联系)、Verh
ltnis(关系)、Zusammenhang(共同关联),Relation(相对关系)等不同概念则被简单混译为关系(联系),等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中文第二版中已经得到修订,但也有一些没有改过来。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中译文具体讨论语境看,这些误译都已经导致了我们传统汉译文本研究中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中的一定误识(Quidproquo),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本书第三版中的校订工作则具有了一种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在这一版的改订中,我还对书中所依据的马克思的主要德文文本进行了文献学的不完全词频统计工作,我将这项新开启的工作称之为学术文本词频统计学研究。这也是本文想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会进行这项词频统计工作,缘起于与日本学者望月清司②的交道和教训。2009年,当我第一次在他东京家中访问他的时候,已经86岁的望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弄清楚马克思是否真的如布罗代尔③所言,“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他花了数月,一页页细查了马克思主要学术论著的全部德文文本,最后,终于在《资本论》第2卷中查到了马克思“唯一一次”使用德文名词状态中的Kapitalismus的出处,从而证伪了布罗代尔的断言。为此,他大大地兴奋了一下。并且,他后来在每一次的课堂教学中,都让学生们去查找这一出处,“谁能查到这一出处,我就请他喝啤酒”。可是,从来没有学生喝到望月先生的啤酒。其实,当时我坐在他老人家的对面,脸上真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因为,多年以前,我在没有认真做文献学数据查询的情况下,就曾经很笃定地说过类似布罗代尔的话。日本学者的这种治学态度实在令我汗颜,这也让我下决心认真重做一下这项原文关键词的检索工作。 开始,我只是对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所提出的马克思明确在德文中区分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说法存有疑虑,因为过去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在德文中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词组,在中文翻译中,通常译者会依马克思文本的不同语境分别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可是从来没有听说马克思真的直接使用过两个不同的德语词组来界划这两个概念。望月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认识的形成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有趣的是,望月先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中竟然真的给出了存在于马克思文本中的两个不同词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和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将其与马克思后来使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Kapitaliste Gesellschaf,望月先生执意要将此词日译为‘资本家社会’)”相对置。对于并不熟悉德文原文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似乎是我们只能接受的具有充分证据的文本事实。可是后来,我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查阅文本,终于发现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他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和Bourgeoisgesellschaf这两个词组的使用并没有作出真正具有不同质性的区分,它们的差异仅仅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出自德文,而Bourgeoisgesellschaf一词,同是资产阶级社会,只不过此词由法语而来,马克思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开始使用Kapitaliste Gesellschaf,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的使用逐步下降。这一研究成果大大地鼓舞了我,所以我开始将这种研究方法扩展到《回到马克思》一书第三版修订的全过程中。开始,我完全是用手工查找,并分别使用过WORD查询功能和ADOBE系统中的PDF查询功能,后来在相关文献学和计算机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库专用的词频软件,从而真正完成了文本词频统计的科学化。我深深地体会到,文献学词频统计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基于德文文本中马克思学术关键词的消长波动情况的历史流变状态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学术话语实际运作的第一手思想构境细节,这使我们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状况的质性认定获得了坚实的客观文献基础。可以说,我从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