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上学择校，是很多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否需要择校？选择什么学校？如何才能择校？择校的效用到底有多大？人们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决定了他们在学校教育资源上所采取的行动。由于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有限，人们的择校能力就与家长所拥有的经济、权力、社会、文化等各类资本的多寡相关，各种竞争与抢夺手段频频出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阵阵波澜。因此，与其说择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系千家万户子女升学的社会问题。苏尚锋博士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家长的择校行为，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择校是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 记者：对于择校，一般人总会把它看作一种社会病理现象，是有待解决的教育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苏尚锋：我认为，择校是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它是伴随着学校规模扩展、数量增长、类型丰富、规格多样、体系完善而自然形成的客观现象。 从学校教育发展史看，古代往往只有简单的学校系统，学校的类型只有蒙学和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没有，因此，不存在明显的择校现象。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学校在规模上的群众性和普及性，决定了学校结构、规格上的多类型、多层次的特点。于是，择校就成为几乎所有家长（学生）必须面对的难题。可以说，择校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结果。 记者：很多人认为择校影响社会公平，您却觉得择校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现象，怎么理解呢？ 苏尚锋：择校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的重要动力。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现在谈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均衡，是择校造成的。20年以前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理念的，因为，那时人们理解的教育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国家政权的更迭和社会政权建构的一部分。人们看到的是政权建构的合理性，不会质疑其背后的内涵。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大家已经满足了基本需求，对受教育的迫切程度也没有那么强烈。只有当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会对教育自身产生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当人的公平意识增强后，就希望择校。但是很多学校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政府解决。如果说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政府政策上的调整，还不如说是人民群众提出来的。第二，择校行为会大大推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教委应该和办学机构脱离，教委应该代表政府，成为仲裁者，学校自主办学，推选校长，教委就可以公正地发布学校的各种信息，人们选择学校会更方便。 记者：您认为择校的现象是某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吗？ 苏尚锋：择校是应该永远存在的，不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一种人性。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未来把握在自己手中，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力决定了将来的各种机会，因此，很多家庭重视对孩子入学的选择问题。 其次，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的一个符号体系，和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劳动力分化的市场需求紧密连在一起，显得特别重要。 最后，选择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都要去面对社会的各种风险，就业的条件和可能都由个人承担，选择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择校行为不等同于择校问题 记者：从您的论述看，选择是没有错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呢？ 苏尚锋：我们要明确一点，择校行为不一定就是择校问题。择校是指对一个就读的学校的选定与决断，它包括了对某一所或多所学校的意向、权衡、比较、现实努力与最终抉择的一系列过程。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 当客观上对学校的选择存有余地时，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进行一定的抉择。不过，不同家庭的择校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经济、权力、社会、文化等四种资本，是影响一个家庭择校能力的重要因素。中上层人群以权力、金钱选择学校，中低层人群则以自身力量所及的方式进行择校，包括通过苦读换来的高分或其他个人品质来择校。择校不是局部人群的行为，而是所有人的社会行为。当然，在择校的方式选择上，有可以理解的，有不被认同的。 在我看来，教育部门认为是择校问题的，往往是认为中下层的人群拼命择校，打乱了教育行政部门事先构置好的招生基本秩序。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阶层，获得了一些经济的自主权以后，会把经济上的自主权向教育的自主权扩张。事实上，教育行政部门在分配教育资源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隐性的特权了。这些以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权力资本进行择校的行为，由于其过程的隐蔽性、形式上的可接受，很少被纳入择校行为之中。它们由于合乎学校的利益或政策制定者的利益，而被巧妙地合法化为入学政策的一部分。 如果说今天择校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只能说今天的社会在向良性发展，更多的人有能力去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钱择校普遍增长了人们择校的能力，拓展了可以择校的群体范围，无疑是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理应受到严肃的审视，而不是简单的认可或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