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时代，获知与性相关的信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成本几乎为零，网络、电视中有太多内容对他们构成诱惑。好奇、窥视、窃窃私语中，他们获得了粗糙、扭曲的性知识。而大人们本该在恰当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生育是怎样的过程，两性又有哪些不同。 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给孩子预备的物质生活已经丰富了很多，到了该照亮他们的眼睛和心灵的时候！ 官方性教育仍然摸着石头过河 一份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月经初潮在13岁左右，男性首次遗精在14岁左右，分别比上世纪60年代提前了2年和1年。中华儿科学会内分泌及遗传代谢病项目组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女孩青春期发育平均年龄为9.2岁，比30年前提前了3年多。 与此同时，网络时代让这些飞快长大的孩子接触到的信息，比他们的父母当年多得多。广州市近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男孩女孩，他们获得的与性有关的信息，七成来自网络以及各种媒体。 可是，面对这样快速成长的一代，我们的性教育却几乎停滞不前，只有少数一些性教育的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2003年，南京一些中学在课堂上教学生如何使用避孕套，这种做法在一些学校受到欢迎，而在另一些学校则被强烈抵制；广州的类似授课内容，却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和“道德的怀疑”。 山东和浙江的一些教育者则采取了保守的姿态，他们给学生上“守贞课”，听课的多是女学生，她们宣誓把人生第一次留到洞房花烛夜。 而几乎在同时，北京市教委则在思考尝试建立更加完善的性教育体系，向全市推广。这个尝试源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份调研：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没有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做好准备。学校缺乏师资，家庭缺乏知识，社会教育鱼龙混杂。于是，2009年，北京市的性教育试点在30所中小学正式启动，并由首都师范大学编写《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 官方采取的态度是谨慎而稳重的。主持这份性教育大纲编写的张玫玫认为，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对于性教育的开展可能会稍好，但更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领域，有的甚至滞后或漠视。但并不是说，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不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 2011年，北京市又有15所中小学加入试点学校。历时三年制定出来的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北京45所中小学中开始了新一轮试点。 性教育不是生物老师的事情 东直门中学是《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课题最早的试点之一，但他们的尝试走得更早。这里的学生到了高一下学期或者高二上学期，就会开设一门心理健康课，这是学校自主决定和开发的课程。其中有8到10个课时，将涉及青春期的性教育，为学生讲课的老师，是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陈萱。 七、八年前，也就是陈萱当老师的头几年，学校的生物课到了某几个章节是这样上的：一个班的男女生分开，到不同的教室，一台录音机将播放标准的课程内容。即便是老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讲这些课。 渐渐地，老师们意识到，这样的遮遮掩掩需要被坦然面对替代。对这些中学生，要讲的不只是性的自我保护，还有对性的态度和价值观。 陈萱开始给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上课，她编了一个案例：高二文理分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到一个班，男孩子球打得好，帅气，女孩对他有好感。有一天，男孩子脚崴了，没来上学，女孩子心里空落落的。等男孩子脚好了，回来上学了，这个女孩子觉得天也蓝了，心情也好了。“这个女孩子对男孩子是什么感情？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她最后问学生。 一个班的男女生开始分组讨论，分辨这是喜欢、迷恋还是爱情。学生们在纸上列出“早恋”的关键词：单纯、美好、浪漫、冲动、不追求结果。 然后他们开始分析利弊。在早恋里能获得什么？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是：浪漫、了解、关怀。 那么付出的是什么？回答是：时间，成绩可能下降。 接下来的讨论是，如果女孩给男孩写了表白信，男孩子不接受怎么办？怎样拒绝既明确又不伤害对方。 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即便不喜欢对方，也不应该把信拿出来传阅，也不要交给老师或家长。可以拒绝对方的感情，但是不应该嘲笑，应该尊重对方的情感。 通过开展性教育课程，陈萱相信，在校中学生发生性关系的案例在他们这种性教育开展较好的学校，很少发生。但是整个社会相对数量的未成年少女怀孕不见减少，还是显示了整体上中学性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应对的迟钝。 确实，并非所有中学都有东直门中学这样的师资。北京市目前仅有两名老师有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授课资格，陈萱是其中之一。而性教育课程还不是生物老师所能讲授的，因为“生物老师只是对人的生理层面了解很多，实际上有关性的问题，除了生理层面，还有心理层面、社会层面等更多方面”。主持编写性教育大纲的张玫玫如是说。 卧底博士的性教育试验 “传统观念中的性别不平等，有时在一个无意识的取名中就灌输给了孩子。这样的性教育实在是太糟糕了。”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说，他是全国性健康教育基地的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