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2)02-0001-06 修回时间：2011-12-16 十七世纪，在我国历史上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知识界经世致用之风，到这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地理学领域中，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涌现了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张燮(1574-1640年)、徐霞客(1585-1641年)、顾炎武(1613-1682年)、孙兰(约1628-1722年)、顾祖禹(1631-1692年)、刘继庄(1648-1695年)、胡渭(1632-1714年)、梁份(1641-1729年)等一批著名地理学者和一系列代表崭新地理学思想与地理学论著。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舆地学相比，这个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大概具有四个方面的明显特点：其一，探讨地理规律，推动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化；其二，提出经世致用说和人地相关论；其三，大兴地理考察之风，初步建立了地理学的工作方法；其四，萌芽了近代历史地理学思想。此四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就整个世界范围讲，均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1 探讨地理规律，向近代地理学转化 十七世纪之前，中国地理学，更恰当地说应该称为舆地学或地志学，着重于描述疆域沿革、风土物产，因之提供的是支离破碎、彼此孤立的地理事物及地理现象，很少有关于地理规律的探索，只能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对于地理科学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当然缺乏推动力；反倒给统治者提供了盘剥方物、掠夺地方财富的资料依据。尽管有些舆地工作正是出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旨意。随着我国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寻求自然规律，研究自然界诸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地球表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的先进地理学思想开始萌芽并成长起来。徐霞客、刘继庄等超越时代的学者，正是顺应社会实践对地理学家的新要求，勇敢地破除唯心主义和传统封建地理学思想的束缚，大胆地开拓了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刘继庄是我国第一个为地理学明确规定了探讨自然规律新任务的学者。他认为：地理学不应该仅停留在对自然规律的单纯描述和人事现象的孤立记载上，而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洞察大自然的奥秘，揭示其地理规律。这样才能予地理学以新的生命、新的前进道路，使之真正成为一门有用的学问。显然，这便是古代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变的起点。他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一书中曾对我国古代地理学著作痛加针砭：“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1]。他所指的“天地之故”正是自然界的地理规律。 在《广阳杂记》中，刘继庄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其深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且企图从地域不同造成物候变化的差异出发，探讨“天地之故”。他写到：“诸方之七十二侯，各各不同”[1]，“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柳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1]；“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征矣”[1]。这些明晰的事实和议论说明，他已远远地抛开了古代舆地学的桎梏，进入了对各现象之间相互制约及地域分异规律探讨的境地，开辟了我国早期地文学的新园地。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断出地形和降雨的密切关系，提出用归纳法研究自然现象的见解。虽然得出的具体结论未必正确，但方法是先行的。 谢肇淛根据南北气候的差异，总结出“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则十日九雨；江干岭侧，行甚艰难，其风日晴朗者，一岁中不能三十日也”[2]；并指出“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差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2]。 徐霞客在《天台山游记》中写到：“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3]。他不仅指出了海拔高度和气候的关系，而且揭示了气候与植被的关系。这种对植物垂直地带性规律的生动描述，不仅是作者可贵的和重要的地文学见解的记录，而且较古代对物侯地势差异的描述明显大进了一步。同时代的孙兰则认为，地理学不仅应“志其迹”、“记其事”，更应“说其所以然，又说其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6]。这种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中的崭新地理学思想，既是对地理学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又是对近代地理学的开创提出的建设性见解[23,25]。 孙兰对流水侵蚀地貌形成规律的研究更有极深的造诣。“流久则损，损久则变，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故曰变盈流谦”，“造化之变，不可端倪，如小儿换齿，齿尽而儿不知……人寿几何，潜移默夺而不知其迹，遂不同也”[6]。他以“变盈流谦”之说解释流水侵蚀地貌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强调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把侵蚀和沉积视为统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而肯定流水地貌形成是川流不息、缓慢进行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无疑应该是地貌学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进而他把地貌变化的因素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气候的影响，一是人为的作用，一是内力和外力作用的变化，并且指出各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和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6]。这些真知灼见，既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水平，也符合于近代地理科学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