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1-0084-10 一、当前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 城市选址①是研究一座城市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大都包含在相关的历史城市地理或者城市史的研究中，极少有专门的论著，也极少有对这方面研究方法的讨论，但当前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善，并且有着公式化、模式化的趋势。下面首先对以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进行总结。 以往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侯仁之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在此之前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中，G·泰勒认为“看来在北京城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由于巫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相与抗衡”。②与此不同，侯仁之从地理的角度入手，复原了北京城最初的地理环境，认为“从这一复原工作中，可以发现在蓟城故址的东南一带，淀泊沼泽星罗棋布，原是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在交通上的严重障碍。那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经过今日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才能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原……因此沿太行山北来的大道在进入北京小平原后，便开始分歧为至少是三条继续北进的道路。这个分歧点本来就应该在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上……在渡口最近而又不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开始成长起来，这就是古代的蓟城，也就是古代南北大道上的分歧点”。③由于泰勒的观点缺乏文献支持，同时侯仁之的分析又符合现代地理学对城市选址的科学阐述，因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在该文中，侯仁之还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金中都向元大都城址转移的原因，认为是水源丰富的高粱河水系取代了莲花河水系④。侯仁之从地理环境(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为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分析的因素一般包括：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此外有时还考虑政治环境以及其他历史人文条件(如国都的转移)等。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但研究方法大致相同，下面仅举一例予以说明： 段鹏琦在《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中论述“如对上述四项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加以对比分析便会发现，洛阳古代都城诸城址的迁移现象主要表现为，伴随时代的变迁逐渐由东向西迁移；而且早期城址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洛河北岸的沿河高地，只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敢于跨越洛河扩展城区，并最终达到驾驭洛河乃至洛河水系、跨河营建大型都市的高度境界。研究洛阳古代都城城址的迁移现象，就是要从中找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对于洛阳城选址和迁移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到水源供应和地理形势(包括交通、平原的面积)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代都城城址的选定，既要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又要适合当时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个比较理想的都城城址应该具备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是合适的地理形势，二是充足的水源，二者缺一不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地理形势优越与否、时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强弱，甚至可以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前途的关键”。⑤ 此外，还有些学者试图对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特点进行总结，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即“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和“气候温和，物产丰盈”⑥。此外他还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中提出“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只有河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⑦，其理由也是因为河流沿岸“土地平坦”、“供水方便”、“交通便利”和“物产丰盈”。再如陈正祥认为“城的位置，除受地形控制外，也同交通路线、水路航程，太阳光向以及民族迁移途径等有关”⑧。 这种考虑地理环境影响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合理的，不过却难以回答科斯托夫(Kostof)提出的问题“毕竟在许多河流的交汇处、路道的连接点以及具有防御优势的高地上并没有孕育出任何城市”，⑨这是以往城市选址研究方法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下面再看阿斯顿(Aston)和邦德(Bond)的观点：“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不可抗拒的位置操纵的结果”。⑩基于上述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下面即先从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使用的材料入手，对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二、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之前，先简单阐释以往从地理环境入手的研究中经常存在的两个问题： 1.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非常强调交通线对城市选址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以往的研究在论述时有时会忽视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先后关系。虽然交通线的开拓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的选址，但是城市形成后，也可以吸引交通线。正如阿斯顿和邦德所述“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11)具体到个案研究，如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强调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西夏赫连勃勃开凿的(12)。这一点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但问题在于，是先有交通线再有城市，还是先有城市然后为了城市而修筑了(或转移了)交通线。从宋代放弃夏州后，这条道路也随之废弃的情况来看，后者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13)。 2.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以往研究中有时会引用某一城市所在的“形胜”或者优良的地理形势来佐证城市选址的合理性，但一般而言，这些描述基本上涵盖的是一个宏观的、范围广大的地域，并不能用于证明城市在某一具体、微观位置的选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