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

      修订日期：2011-05-06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都市。在房价日益飙升的现实背景下，新一代冀图驻留大都市的新城市化群体开始与“群租”、“蚁族”、“蜗居”等新词汇密切联系[1]，其住房问题备受关注。

      移民住房一直是国内外城市地理研究和城市研究的重点[2]。历史上的移民住房普遍环境差、质量低、边缘化[3-8]，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住房研究多立足于产权私有、市场化以及发达的租赁市场背景，以跨国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定量、微观的实证研究为主[2,9-11]；在此背景下，与就业地的临近度、居住时间长短、职业地位、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是决定移民住房状况的主要因素[2，12]。此外，制度因素如国家对移民的住房选择与住房状况亦有影响[13]。近年来，针对新移民(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住房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其核心问题是：新生代移民的住房选择是否仍处于边缘(租用私房、社会性住房)、分割的地位，住房条件是否得到改善，在空间上是否打破分异？总体上，西方“新移民住房”的研究理论可分为两类：“同化研究”和“分层研究”[12，14]。一方面，“空间同化理论”(Spatial Assimilation Theory)认为，随着移民代际变化，新移民的社会、经济以及住房地位逐步改善。一旦其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新移民将提升其住房地位(如购买住房)，进而融入“主流群体”(如搬入白人社区)[14]。另一方面，“地区分层模型”(Place Stratification Model)认为，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资源分配存在等级序列，这一序列并不由纯粹“自由选择”所决定，“主流群体”会利用各种手段以维持其与新移民的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15]。最近的研究则表明，复杂多元的新格局正在出现：欧洲城市如柏林、汉诺威、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地的新移民仍大多聚居内城，以租用社会性住房或私人住房为主[16]；巴黎的新移民大多在城市边缘的社会性住房租房[17]；雅典的新生代阿尔巴尼亚移民住房主要受房地产商、住房中介影响，多聚居内城[18]；伦敦郊区新移民的住房拥有率和中心区新移民群体租用社会性住房、私有住房的比率同时增加[19]；北美城市如洛杉矶、温哥华等地，族裔郊区化趋向明显，中产阶级“郊区族裔区”(ethnoburb)正在形成[20]。已有研究表明，从新移民住房模式(租房或拥有住房)入手，是探讨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就专门针对中国城市住房的研究而言，其研究主题涉及住房政策[21-22]、单位住房[23]、居住迁居[24]、职住分离[25]、住房产权[26]、住房分化[27]和层住空间分异[28]等，揭示出由计划到市场转型下中国城市住房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复杂的分化进程[29-30]。专门针对城市移民居住问题的研究不多，如吴维平和王汉生对北京和上海外来人口的住房选择的研究，探讨外来人口的住房质量并揭示制度对其边缘化地位的影响[31]；吴晓从“就业—居住”关系入手，对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进行分析[32]；王桂新对上海外来人口的住房状况进行分析，揭示其低质量、边缘化和区域差异的特征[33]。随着近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新生代的“80后”、“90后”城市“新移民”开始出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投资者、部分被视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1]、大量聚居“城中村”的新生代农民工等[34-35]，他们大都具有全新消费观念与更高物质文化生活需求[36-37]。新移民是否会重塑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新移民的住房状况与模式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与上一代相比，新移民的住房状况、模式与机制是否有新变化；等等，均亟待进行深入实证。

      为此，本文将以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等6市为例，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典型大都市的新移民住房问题展开研究。后文第二部分将介绍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及调研；第三部分进入实证，首先对6市新移民的住房状况予以描述；之后进入住房机制分析，涉及3个问题：新移民的住房模式(指租房或购房)由什么因素决定；鉴于大量新移民租房，其租房类型的选择由什么因素决定；此外，新移民的住房设施条件由哪些因素决定。最后将进行总结和讨论。

      2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主要采用抽样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数据分析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此类方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城市住房的主要方法，正被广泛采用[27,38-40]。

      为获取中国典型城市的新移民样本数据，课题组于2008年11月-2009年4月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组织问卷调查。需要强调的是，此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比6个城市的差异，而在于全面把握中国大城市新移民住房的基本状况。案例城市选取的考虑因素有：广州、东莞作为“世界工厂”，是珠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城市，杭州、沈阳是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典型城市，而郑州和成都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城市。样本城市的选择包含对于问卷调查现实条件的考虑，如是否在相关城市有研究合作者。调研问卷共设计问题82道，分为居住、工作、社保、社会生活、城市管理、身份认同和个人基本状况等7个方面。研究者假设“新移民”可分为三类：智力型新移民、劳力型新移民和投资型新移民，其中智力型新移民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硕士以下)，主要调查大学/研究生毕业一直在本市工作了2～5年的大学生，这一群体常被称为“蚁族”；劳力型新移民指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学历以下)，在工厂、商场、餐馆等打工的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新移民的主要群体，也是已有外来人口研究的重点对象[31]；投资型新移民则是拥有投资或产业，如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等的新移民。针对三类新移民的住房状况，提出3个假设：①三类新移民的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②新移民的住房模式(租房或购房)方面仍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以租房为主)；③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当前各类新移民的住房状况主要由其经济因素(职业、收入)而不是制度因素(如户口)等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