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D69；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1-0034-05

      修订日期：2011-11-21

      1 引言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空间—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单位制的研究涉及社会、地理、建筑、经济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从单位制的形成与变迁，到单位制的组织与效率，再到单位制的空间性、社会性及实践性等。其中有关单位制起源的研究大多从制度性的视角展开，主流的观点包括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1]。前者强调了历史经验对单位制形成的重要作用，包括共产党革命史，尤其是延安时期的生产和管理[2,3]，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等[4]。后者认为单位制是在中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组织形式[5-7]，以实现集中使用有限资源发展生产的目的。此外，近现代以来社会思想的变化[8]、中国传统的权威观念[3]以及为了实现生存福利的斗争[3]等对单位制形成的作用也被强调。这些研究偏重于宏观视角，对微观层面因素重视不足，同时遗漏了对单位空间的分析。澳大利亚社会学者David Bray将单位空间视作“生产性”的空间，认为单位制的形成受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西方规划思想和共产党革命经验等多种作用的影响[9]。但该研究没有明确单位和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偏重于制度和宏观视角，对单位成员的日常实践较少涉及。到目前为止，对单位制的形成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不能回答计划经济和国家现代化等宏观因素与单位相关制度、单位空间及日常实践等中微观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机制等关键问题。

      本文认为，单位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逐渐形成的。建国后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本判断以及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等人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其执政理念(知识)。知识通过对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控制形成了单位构建的支配能力。在此能力的作用下单位制度、单位空间以及单位人的单位实践得以实现(图1)。本文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理论将决定单位形成的结构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指现象的表面秩序，即可观察、可分析归纳的诸社会现象的秩序，能反映决定着它们的深层结构[10]。但本文中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心灵结构，宜采用吉登斯的权力理论分析。表层结构包括单位的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具体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由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构成的决定单位形成的结构体系。本文将对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解读知识是如何通过对资源的支配在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维度实现其表征的。

      2 深层结构——知识对资源的支配

      2.1 吉登斯的权力思想

      吉登斯认为行动是以行动者具有相应的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是主客体关系得以有机整合的前提[11]，同时权力在赋予行动沟通主体和客体关系能力的过程中，产生了它的二重性，即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前者表现为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后者表现为主体间的依赖关系[12]。当一个行动者的转换能力作用于另一个行动者时，对于后者来说就形成了支配能力。支配模式则包括积极支配和消极支配。转换能力是行动者的能动性与资源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行动者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行动者能够获得资源的绝对性[13]。而行动者的能动性又表现在其具有的知识和能力两个向度上[14]，知识指行动者对其所处的各种复杂社会情境具有的认知，能力指行动者具有的改变能力。

      

      图1 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

      Fig.1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Danwei

      吉登斯进一步将资源划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13]，前者指行动者对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活机会的组织三个方面。后者指行动者对自然世界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包括环境的物质特性、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以及这两项结合制造出来的人工产品。

      2.2 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

      根据吉登斯的权力思想，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包括行动者、知识、能动性和资源四个要素。其中行动者是基本要素，没有行动者就不存在权力的产生。能动性是行动者普遍具有的特质，是实践发生的前提。知识构成行动者的理论指南并确定其行动目标，而资源决定了行动者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实现行动目标的过程是知识支配资源的过程，因此深层结构的核心是知识，关键是资源。在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中，行动者是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行动者同时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在实践中实现自身意图的能力。

      构成行动者的知识包括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四个方面。建国初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现在相比还不够深刻，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产生了对立的看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片面强调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在对收入和财产的问题上具有“粗陋共产主义”的某些色彩，强调“平均化”[15]；在居民文化生活方面，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对居民生活的有序组织。另外，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义是针对个人和全球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对于个人而言，指的是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对全球而言，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16]。“全能主义”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即是以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17]。在国际关系的判断中，冷战是基本的背景，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判断是人口众多和资源缺乏。四方面知识的综合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资源不足和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有限资源要集中利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要“先生产，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