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图中隐藏的地理认知 1946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约翰·K·赖特在其就任美国地理学会会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Geosophy”(地理认知论)，①这篇演讲稿后来被整理发表在次年的美国地理学会年鉴上。他在文中将“Geosophy”(地理认知论)定义为：研究从所有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地理知识，处理过去以及现在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知识的表述。这大大拓展了科学化地理知识或者说是被地理学家们条理化了的地理知识的核心领域。地理认知论考虑到整个外围的知识领域，包含所有地理思想，真实的和虚构的、人们的所有思维方式——不仅仅是地理学家们的，还有农民们和渔夫们的、实业家们和诗人们的、小说家们和画师们的、贝督因人和霍屯督人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主观概念的问题。 地理认知论的提出为地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则可能受地图学研究的启发，四年前赖特就曾撰文指出： 地图是人绘制的而非由机器自动制造，于是地图就不能不受到人类缺陷的影响。尽管这一事实本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可能的影响却常常被忽视。……每一幅地图只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以及主观因素的一部分。……没有哪张地图是完全客观的。② 莫门尼亚(Mark Monmonier)也注意到了地图传达信息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地图都在“欺骗”，因为制图者必须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进行筛选：投影扭曲、角度或者形状变化；大比例尺地图将比小比例尺地图遗失更多信息；为了易于理解，地图的线条必须被替代、平滑化或简化，地方特征也须简化。他同时指出大多数地图使用者愿意忍受地图上的这种谎言，于是地图也就较为容易地传达一些更危险的“谎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地图具有双重目的：不仅是给读者以信息，也要给他们印象，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地图中的意义，并兜售给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这些谎言可能如同直接灌输的广告，也可能如同隐晦的色彩标注。③ 地图在为使用者提供直观认识的同时，也将绘制者的地理认知传达给了使用者。这就使地图也拥有了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利益的表达。丹尼斯·伍德进一步指出：“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虽然地图镶嵌在它们所协助建构的历史中，但是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在，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且受地图制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图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制图者的主观意图(或者说是兴趣、利益)，这种主观意图既可以通过强调、突出的方式来表达，亦可以通过缺漏、模糊的方式来表达。伍德指出：“这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附带了利益的选择——选取字眼、符号或世界的某个方面，以确证立论——使地图可以做事。”④ 作为传递信息的一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地图可以比文字更加迅速地将地方上的信息传递给阅读者。但即便是同一地区的地图，其中的内容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产生不同，这其中当然有因时间流逝所带来的事物变化，更重要的是制图者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地图间的区别。不同时代产生的地图反映了当时人的地理认知，而其中标注的信息则往往是在制图者看来较为关键的内容。张修桂通过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地图进行详细的分析梳理，深入探讨了这些古地图的测绘精度以及绘制特点，并由此对古地图作者的军事思想、地学实践、绘制思想以及制图特点进行了论述，展现了古地图作者在当时的绘图技术、地理认知，甚至当时的社会思想。将古地图的内容与宏观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为历史地理学针对地图的研究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本。⑤日本学者山村亚希对这一问题也有所关注，通过对吉田郡山古地图的内容进行分析，山村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古地图描绘内容的变化，展现了地理认知的变动性特点，并指出古地图中含有大量可供研究者分析利用的信息，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⑥ 地图一方面提供给读者大量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将绘制者的主观意图和地理认知传递给了读者，唐晓峰曾指出： 读书，我们会注意作者，但读地图，我们不问作者，我们认为作者是一个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无名好人，于是“作者消失了”，我们只面对同样是无偏无私公正中性的好图。其实，每张地图都有作者的一大堆问题，地图呈现了作者的意志、成见、偏私、技艺、好奇心、优雅、焦点、注意力、聪明、学识等等。地图在编绘时，编者之间要反复争论，最后画上去的可能是主编一人的见解，而读者却视地图为毫无疑义的公众真理。⑦ 人们对于地图绘制者的忽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忽视绘制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鲜加思考和辨别地接受地图所传达的信息。对于这种忽视可能出现的危害，德国学者叶凯蒂给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叶氏将一幅1853年由西方人所绘制的上海地图与《嘉庆松江府志》中国人所绘制的“上海县城图”进行对比阅读，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占华图中心位置的是县衙门与各类政治管理机构。而西图中央的“首席位置”则被“伦敦慈善会”的大教堂所占据。同时，西图不但把县衙门完全删去，而且以基督教教堂代替了城内所有的寺庙。在随后绘制的上海地图中，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些记载差异巨大的地图表现了西方人与中国人争夺城市定义权的过程。上海地图信息的变化是各权力结构规范性的观念与上海人具有的生活态度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上海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心态，并促成了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上海社会中价值取向的共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