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1-09-13 1 引言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家之一。他早在1972年就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纪念奖(Gill Memorial Award)”，表彰他“对理论地理学的诸多贡献”；1982年获得美国地理学者协会杰出贡献奖，嘉奖他“在发展人文地理学分析方法和行为研究的哲学基础方面，以及在应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城市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1995年又获得“瓦特林·路德(Vautrin Lud)国际地理学奖”，此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严格按照诺贝尔奖的程序进行；2007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 哈维不仅是一位以思想见长的杰出地理学家，也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作为地理学家，他既是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做出系统总结的第一人(这方面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被称为新地理学的“圣经”[2])，又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现在作为一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影响已经超出地理学界，其理论对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哲学、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哈维的学术道路和思想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981年，英语国家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卫·哈维的地理学》(David Harvey's Geography)的书[2]。2006年出版的《大卫·哈维》一书，更是集中了14位地理学家(包括哈维自己)，从不同角度对哈维学术思想和理论进行了综合评价[3]，哈维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哈维的学术转型是我们观察和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地理学何以发生诸多理论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哈维的兴趣和视野广博，虽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但是他并不排斥其它的学术思潮，而是力图批判地吸收。比如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4-5]。笔者也曾据此将哈维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变革归为“调适型”[6]。在哈维的学术轨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他由实证主义向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从反映哈维两种不同立场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7]和《社会正义与城市》[8]出版的时间间隔来看，前者在1969年，后者在1973年，这一转折仅历时4年；而据哈维自述，实际上在《地理学中的解释》出版时他的思想就已经发生变化[9]。这种快速转向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意义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哈维的代表作，除上述两部外，还有《资本的限度》(1982，2006年修订)、《资本的城市化》(1985)、《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由《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书删节修订成的《城市经验》(1989)、《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性地理学》(2001)、《新帝国主义》(2003)、《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03)、《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2006)、《世界大同主义与自由地理学》(2009)；此外，他的论文“人口、资源与科学观念”、“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资本积聚地理学”等也是当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作[1]。 哈维的学说在国内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到目前为止，哈维的著作在大陆学界已有7部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后现代的状况》[5]、《地理学中的解释》[7]、《希望的空间》[10]、《新帝国主义》[11]、《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12]、《新自由主义简史》[13]、《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4]，有些还有两个版本(如《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是著作被译成中文最多的地理学家。相比社会科学界对哈维及其学术的关切，中国地理学界对哈维的了解和兴趣点大多还限于《地理学中的解释》[15]。实际上，7个译本中，也只有《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地理学者所译，其余皆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翻译，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地理学界很少继续跟进和深入探究1970年代后哈维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的问题。虽然有极少数文章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提到哈维[16-17]，但对哈维学术转型的内涵、实践意义和地理学理论意义尚缺乏深入了解和讨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地理学者穷于应对太多的“实用”问题，而疏于关注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建树。有鉴于此，理解和把握哈维如何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地理学界的理论建设应该大有启示。 哈维著述丰富且涉及多个主题和领域，但“空间”是他自始至终思索和倾力阐发的核心问题。与其它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不同，哈维对空间概念实质的关切和探寻具有深刻的地理学烙印：一方面，虽然哈维在反思空间的实质这一核心问题时，经常“游荡”到哲学甚至物理学等学科去旁征博引，但这种广义的考察和思索并未使哈维脱离实际而只作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辨；相反，哈维始终坚持空间问题的本质源自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人们塑造空间又被空间形塑的)实践。因此，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必然与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相结合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哈维将时空测度、地图学、地方(区域)、环境质量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构成地理知识的四大要素，但他着力最多、始终如一关注的概念还是空间，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都以空间冠名，《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一书的压阵篇是哈维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题目就是“空间是一个关键词”[3]。据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哈维的空间观这一核心问题，着重从认识论角度阐述和归纳哈维在不同阶段的空间观及其特征，并探讨其转变的原因，为推进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