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及其动力机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樊如森(1966- ),男,山东省郓城县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环渤海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长时间、广空间、多层面的复合发展过程。它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这一地区39个沿海和内陆通商口岸的陆续对外开放。这些口岸作为连通国内外市场网络的核心节点,引领着该区域的城镇、交通、产业等主要经济领域,率先进入了经济现代化与市场化的行列。其主体内容和表现,就是来自中外双方的不同生产方式和市场要素,在环渤海广阔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内,发生了长时期的相互碰撞、彼此调适和市场整合。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初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大连为两翼的环渤海外向型经济区,标志着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环渤海特色的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提升了该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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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7-0131-13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包括环渤海地区在内的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日益关注起来。不过,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从事环渤海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学科和学者,主要来自于现代经济学、现代地理学。他们凭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高度关注和敏感,借助于当下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和地理学理论、模式与方法,集中考察了近三十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现状、水平和趋势。① 这些成果,均为环渤海经济一体化研究的深入进行,奠定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基础。但是,受研究任务和学术分野的限制,上述学术成果的不足之处也明显地存在着。一方面,当下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和地理学理论、模式与方法,尽管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方法新颖,但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学术源流,却都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完全移植到对自然、人文和市场环境都迥然不同的环渤海经济一体化的分析,虽然不无参考价值,但却难免出现先入为主、用理论来剪裁事实的弊端。另一方面,上述研究成果的考察时段,主要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的三十年时间,这就人为割裂了环渤海地区源远流长的经济发展进程和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联系,动摇了相关研究的立论依据和实证基础。

      受当今社会经济环境和学术动态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本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长时段地探讨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他们运用传统的数据统计、史料考证和文字描述方法,把考察时段向上延伸到民国以至清代,力图从源头上探寻并厘清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市场整合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基础。②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上述不足,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历史感和本土化特征。然而,由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力量较弱,原创性的深度研究成果还很欠缺。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城镇布局、交通网络、产业结构、市场体系、运作机制等多个层面,长时段地深度剖析近代环渤海区域市场整合,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空间历程与内在动力机制,以丰富该课题的学术研究。

      一、经济型城镇成为区域市场整合的核心节点

      为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国北方很早就形成了以“都城—治所”为核心的古代城镇网络,政治治理成为城市最基本的社会功能。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作为中原王朝都城的时候,其全国性政治统治核心的作用固然十分明显;当都城发生位移、上述城市降格为府城县治以后,其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得到自然而然的认同。尽管它们有时也会扮演相关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但毕竟从属于政治功能之后。进入近代以后,环渤海城镇的社会功能与空间布局均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核心节点。

      (一)口岸城镇

      京津地区,是清朝对内实行政治统治、对外维护天朝上国尊严的核心阵地。所以,无论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和平来访,还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均没有能在京畿重地开辟出一处通商口岸来。只是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清政府才被迫在中英《天津条约》及其《续约》中,宣布于1860年对外开放牛庄(实际为营口)、登州(实际为烟台)、天津“北洋三口”。此为环渤海地区正式出现口岸城镇的开始。后来,在俄、德、英三国的强占强租下,又于1898年被迫开放了大连、青岛、威海卫。

      进入20世纪以后,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国人为“挽回利权”,主动对外开放了一系列的商埠,史称自开口岸。它们和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约开口岸一起,掀起了环渤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潮。新开口岸包括,1901年开放的秦皇岛,1906年开放的济南、周村(今山东淄博市)、潍县(今山东潍坊市)、通江口、铁岭、法库门、新民屯(今辽宁新民市),1907年开放的吉林、长春、辽阳、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市)、安东(今辽宁丹东市)、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1908年开放的沈阳,1909年开放的龙井村(今吉林龙井市)、百草沟(今吉林汪清县)、局子街(今吉林延吉市)、头道沟(今吉林和龙市),1914年开放的洮南、葫芦岛、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市)、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15年开放的龙口,1916年开放的锦州、张家口,1917年开放的郑家屯(今吉林双辽市)、赤峰,1921年开放的济宁、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包头,1922年开放的郑县(今河南郑州市)、徐州,等等。

      总之,从1860—1922年的62年间,环渤海地区先后对外开放了39个口岸,占中国(含港、澳、台)对外开放商埠总数109个③ 的36%,显示出该区域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惊人速度和深厚基础。这些以发展对外贸易为基本功能,并与沿海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新型口岸城镇的大量涌现,有力地冲击了以政治功能为主导的环渤海传统城镇格局,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引领时代潮流的火车头。

      (二)交通城镇

      随着轮船、火车、汽车、电报、电话等新式交通方式的出现,一批以发展对外贸易和现代工商业为主要目的的交通枢纽城镇,也在环渤海地区快速兴起。

      首先,是随着现代轮船运输业而迅速崛起的城镇,主要是沿海的港口城市,如华北的天津、秦皇岛、烟台、青岛、龙口、威海、海州,东北的营口、大连、葫芦岛、安东,等等。比如大连,以前只是辽东半岛东南角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1899年才由俄国修建成港口,1906年由日本接管后,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到1930年,大连港可同时容纳3000—4000吨级的海轮40艘,3万吨级的大船也可近岸停泊④,从而迅速超越营口而成为东北南部最大的海港。再如烟台,原本也是山东福山县的一个小渔港,后来才逐渐有帆船停泊。1862年设立东海关以后,烟台很快取代附近的登州,而成为19世纪后期山东地区最重要的港口。20世纪30年代,作为山东省特别市的烟台,人口已经达到了15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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