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5－0039－04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型、第二代农民工的成长，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即将来临，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1]，农民工进城潮流不仅已不可逆转，而且农民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农民工深度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增长转型、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1 我国农民工城镇化的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农民工在国外对应称为“immigrant peasant”，即农民移民（或移民工、劳工），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大量农民劳动力，大规模离开原居住地进入到城市中的现象。《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2009年底，中央经济会议确定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来，各地出台政策措施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民和农民工进城落户。陕西、重庆、四川、广西等省市预计年均进城落户农民和农民工在100万人以上。在新的制度环境和城市化战略下，新一轮农民工城镇化序幕就此拉开。所谓进城落户条件是指“具有连续的工作且已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自己在工商、税务部门注册开办各类经济实体；在城镇具有经常居住地；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要求年限。”虽然该条件局限的农民和农民工群体实质数量并不广泛，但可以认为广义的农民工是构成当前“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人群。 农民工是农民自发城市化的先锋力量，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2010年底全国外出农民工达到2.42亿人，其中约1.5亿人是跨乡镇迁移。按现行城市人口统计方法计算，进城农民工是我国新增城市人口的主力之一。如果剔除城市人口增量中的持农业户籍的人口，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比统计数字要低10％[3]。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近三十年的农民工城镇化进程仍然没有解决农民工在子女上学、医疗、失业、养老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上所承受众多歧视问题，农民工处于城市化的边缘化状态[4]或“半城市化”状态[5]。“虚城市化”及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不仅已经影响到社会平衡和谐发展，也影响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6]。 2 农民工城镇化研究进展 2.1 国外研究进展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乡迁移农民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不同的研究模型：唐纳德·伯格等在分析影响人口迁移经济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拉”理论；舒尔茨将迁移行为作为个人的经济投资而提出“成本收益理论”；W·阿瑟·刘易斯提出乡城迁移农民城市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托达罗提出乡城迁移的“预期收入”模型。有关研究认为乡城劳动力迁移是城乡人均收入比率的函数，增加农业投资可以减少乡城劳动力迁移[7]；乡城劳动力迁移可以用“迁移首位城市化模型”解释，采取区域分散政策可以解决区域增长的不平等问题[8]；中等城市对乡城移民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往返迁移中起着安全阀的作用[9]，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有助于解决乡城移动中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革问题[10]。对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和家庭变量对迁移决策和时间的影响不同[11]；社会关系网络和迁入地生活和工作信息对于潜在的迁移者至关重要[12]；乡城迁移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过上更好生活[13]；中国乡城迁移限制政策不但导致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而且限制城市生产资源聚集和生产率提高[14]；中国低度城市化与取消乡城迁移限制滞后有关[15]；如果取消迁移限制，中国的迁移率会高得多[16]；正逐步消除的户籍制度对迁移的限制依然显著但影响越来越小[17]；中国城乡改革政策增加乡城移民就业机会和收入[18]。 2.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涉及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选择机制、城市就业、返乡创业、市民化、社会认同、社会保障、居住选择与住房保障等多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农民工乡城迁移存在个体人群、时段、代际和空间差异，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作用不同[19]；农民工从个人到其家庭迁入城市可分成几个阶段，完整的乡城迁移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20]；中国乡城迁移应以大中城市为主[21]，进行梯次迁移。受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限制性管理政策[22]的影响，存在针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等问题[23]，农民工社会地位边缘化；而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导致针对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排斥和歧视[24]，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工的重要就业渠道[25]。目前，中国农民工乡城迁移已成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渴望实现城市化[26]；现在关注重点是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变过程，农民工城市融入机理成为关键，市民化成为农民工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当务之急是改变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的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市民化进程的“二元化”、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27]等现状，推进农民工深度城镇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