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城市居民正经历着激烈的房地产制度改革与职住空间重构[1-4]。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不断加快的郊区化，影响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特别是1998年后福利制住宅分配制度的取消以及商品住房市场的建立为居民提供了自由购买住房和选择住宅区位的可能性，并使得计划经济单位体制下的“职住合一”的空间形态被逐步瓦解，职住分离现象开始突显[5-7]，导致了居民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的明显增加[8-10]。 对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研究是西方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议题。Alonso[11]，Mills[12]和Muth[13]认为，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是在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下对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进行权衡以获取效用最大化。这种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空间消长关系的提出，为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均衡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对住房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住房租购选择理论[14-17]、住房类别选择理论㈣、住房区位选择理论[11-12，19-27]。关于住房租购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有：Kain和Quigley开创了研究住房租购理论的先河，认为种族、家庭劳动人口数等家庭特征对居民住房租购选择有显著影响[14]。Silberman等提出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在住房租购选择上存在差异[15]。Shear等将Logit模型运用于住房租购选择研究中，验证了家庭收入、年龄和家庭规模与住房租购选择存在相关关系[16]。Bourassa等运用租购选择模型，分析税收政策、公共补贴政策等对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17]。Tu和Goldfinch开发出两阶段离散选择模型，提出居民对住房类别的选择主要受到住房价格、邻里关系的偏好和住宅配套设施等因素的影响[18]。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大城市居住区位选择偏好及职住分离现象，研究大多通过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居民购房价格与通勤时间的变化来折射城市居住区位决策空间均衡关系的变化[21-27]。张文忠等[26]对北京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布与居民居住区位偏好的研究发现，房价与交通可达性对居民住宅区位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冯建和周一星[21]基于千份问卷调研数据，对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市居民迁居及相关空间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城市居民居住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过程中通勤时间平均增加了30％；宋金平等[24]、徐涛等[25]对住宅郊区化背景下北京职住空间错位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归纳。 然而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问题，已有研究中少有探讨不同居民群体所承受的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的空间均衡关系以及由其决定的居民住宅消费行为。本文基于2009年近万份的问卷调研数据，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建立居住住房选择的经济行为模型，探讨在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中国城市，检验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消长关系的有效性，着重分析收入群分、产权差异等因素对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并依此试图折射中国城市职住空间形态的演化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 2 理论基础 家庭进行住房消费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住房的区位条件，研究住房消费行为首先要探讨居住区位决策理论。单中心城市模型是解释居住区位决策的经典理论。该理论模型的两个核心问题就是厂商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选址行为和家庭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居住选址行为。在市场力量与制度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选址决策会体现在企业用地的投标租金函数（简称“竞租函数”，bid-rent function）上，而家庭的选址行为则会以住宅用地投标租金函数的形式得以体现。当企业和家庭的选址行为均达到最优时，城市空间结构也就达到了均衡。 基于竞租函数的理论思想，单中心城市模型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家庭居住区位决策模型：假定就业活动集中在CBD，家庭会权衡不同区位的通勤成本和地价水平从而进行选址决策。当家庭到市中心的距离d减少1 km，住房价格P就会相应增大，以抵消通勤成本的减少，为保持效用函数一定，住房价格的增大在数量上等于通勤成本的减小。可以用如下数学方程表示上述经济均衡关系：
由此，得到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距离市中心越远，家庭倾向于选择更大面积的住房，同时节约的房价用于抵消通勤成本的增加。尽管城市就业中心存在空间异质性，使上述空间关系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均衡。随着1990年以来，北京居住郊区化强度与速度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日益活跃，职住分离趋势逐渐明显，居民在空间选址上都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度[21]。而相比于居住郊区化，就业岗位的空间变化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城市中心区环境整治的过程中，一些污染性的制造业企业逐步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工业郊区化的第一波浪潮；90年代，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工业郊区化进一步发展，在地价规律的指引下，许多工业企业主动将生产厂区向郊区外迁，通过用地置换获取企业自主发展资金[4]。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成为城市的核心职能，信息、金融、办公等服务功能向城市中心区集聚，推动了城市CBD的快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