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初以来，人地关系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无论不同学术流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主张有何不同，人、地方都是其共同关注的核心概念。其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被视为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与其身外环境（空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经典论著阐述。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的身体实践与肉身性逐渐成为研究的显题，身体被化约为表意系统[1]。身体如同空间一样，被视为铭刻的载体，成为消费的关键场所。显然，人地关系研究产生了有趣的新视角和内涵。人不仅与身外之物产生关系，自身也被“地理化”。Jackson[2]和Rose[3]指出，身体成为“意义的地图”，在这地图上“标示着权力与认同的关系、社会实践发生的地方，以及创意、自我表达、焦虑与不满的张力”[1]。地理学者敏感地触摸到这一学术脉搏并饶有兴趣地加入研究队伍。他（她）们在认同身体社会性的基础上，将身体视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消费实践如何铭刻身上？沿此脉络，基于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建构论不同的取向[4]，消费地理学围绕消费与身体建构的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议题涉及消费与身份认同[5-6]、消费想象与地方[7]、身体规训与空间[8]、表演消费与权力[9]、消费仪式与主体性[10]、消费实践与时空关系[11]、食品消费与身体空间性[12-13]等。健身消费直接指涉以上研究主题，Bell等指出身体论述常常相关于肥胖、健康、体能和性感，体型和身材变成了铭刻认同的标示和手段[12]。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肥胖的身体作负面的呈现[14]，在身体被消费所规训和客体化的过程中，肥胖的身体被说成不得其所[14]，男性和女性被理所当然地再现为都市健身消费者。鲍德里亚[15]指出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健身实践在身体的符号化过程中充当隐喻和驯化作用。因此，都市健身房就成为铭刻消费与身体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所。可以从中探寻在当下中国大城市中，健身消费如何被视为理所当然？进一步揭示在健身消费网络中，各种行动者如何编织关系并将健身场所建构为地方？ 地方作为现代地理学最复杂概念的看法，得到索尔、哈特向、普雷德和哈维的一致认同[16]。从早期区域地理学对地方差异性的关注，至当下对地方流动性的新思考，地方不仅“是在权力脉络中被赋予空间意义的过程”，更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17]。根据Cresswell的观点[17]，各种地方版本大致可分为3种研究范式，①早期刻画区域独特性的描述；②人本主义采取的现象学取向，如广为国内学界熟悉的恋地情结和地方感研究[18-20]；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所采用的社会建构论，认为地方是为社会关系所建构的[21-22]。其中，Massey的研究[23-24]令人耳目一新，她提出一种备受赞赏[25]的关系型地方认知观，认为“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1，26]，在关系彻底开放和渗透中形成全球地方感。地方突出的是关系的建构过程和关系的独特性。援引社会建构论的这个地方观，可以将健身消费中各种行动者的关系投射到地理空间中。消费者、私人教练、服务人员、经营管理者，甚至健身器材、教程设计……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在消费实践中转译“健身”的概念，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产生社会关系。健身消费是否能够建构具有意义的空间，并呈现为大都市健身场所独特的地方。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健身消费与身体关系的论述上，诠释其所呈现的社会意义和认同[27-33]，并未将这种关系的空间建构作用作为研究目标。借助“身体（健身）—消费—地方”的关系脉络，探讨微区位中人地关系的建构方式及其地方表征，是本研究的根本目标。 2 研究理论与方法 针对健身消费，本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认同地方是由健身消费实践过程的关系所建构。在理论分析工具上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和Callon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不认可涂尔干所言的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实体，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实体性社会的存在，有的只是处于不断发生、变化和消亡中的联结……社会解释是要将实体与实体联系起来，去追溯一个行动的网络”，主张社会的实质是实践建构，是转译中的关系建构。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非指结构，这与一般网络理论有着关键的区别。行动者网络理论之行动者不仅指人，还包括机械、观念、技术、音乐、生物等非人类的实体，所有的行动者在建构过程中被视为是平等的，人类没有任何的身份优势[34]。特别重要的是，该理论强调转译概念，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信息输入之后，经过行动者的转译（而非单纯的传递），可能会导致含义、关系、权力的改变，实践将完成关系的建构。行动者网络理论形成之后，对消费地理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1]。Hughes关于全球切花产业的研究，诠释了零售者如何透过管理、技术、科学知识、采购、美学、赠礼的文化含义等行动者关系，对复杂的网络施加影响并进行调整[35]。Murdoch提出授权可使远方行动者得以宰控他者，改变固有的权力关系[36]。Hitchings以私营园艺为切入点，分析园丁与植物在不同背景下表演地位的转换，揭示“权力可透过网络中的单一连结而改变，并在植物与人之间游移”[1，37]。Smith透过对本土消费实践的研究，指出星巴克如何将喝咖啡潜移默化地规训为一种消费文化[38]。Leslie等对于商品链空间化的研究，亦显示出地理学重视消费实践中行动者的必要性[39]。台湾和大陆学者同样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进行探索，前者多侧重于地方议题[40-41]，后者多侧重于经济应用[42-44]。值得一提的是李承嘉发表于台湾《地理学报》的成果[40]，援引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台湾九份进行转译过程、人类与非人类对等性、网络与聚落社会互构等分析，指出乡村发展在“内生”与“外生”之外存在“第三条路”。但该研究将理论重心放在网络结构的解释上，似乎偏离了该理论中“网络”的本意。本文认为“转译”和“关系”更贴近拉图尔主张的核心，应该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的主旨，这也是本文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着力点。在地方研究的理论前沿中，关系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有交集的。但两者的这一共识，尚未为国内外地理学界所述及，包括Cresswell和哈维新近对地方的研究。健身作为中国大都市消费社会中晚近兴起的事物，其特征是以身体投入消费实践，与器械产生联系，与他人形成交流，与教练形成互动。健身概念为多元行动者所诠释、转译和表征。在消费实践中涉及的行动者类型和彼此关系，适合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分析和解读。同样适合援引关系型地方理论，解释健身场所作为地方是如何为消费实践关系所建构的。本文认为该研究在认识论上，对国内消费地理学具有较好的理论探索意义。具体研究方法采用话语分析法（针对访谈内容）、文本分析法（针对图片、宣传资料、杂志和网络文本等）和统计分析法（针对问卷资料）。其中，话语分析法主要通过揭示不同主体话语所体现的意图及其所隐含的社会意义，以解释消费空间建构中的宰控关系。文本分析法主要通过解读文本（text）的表征方式，分析文本所隐含的意指功能，解释各类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及其包含的消费权力关系。该两种来自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已广为消费地理学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