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健(1975- ),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研究,E-mail:fengjian@pku.edu.cn;吴芳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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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0-0585(2011)11-1956-14

      1 引言

      地理学中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一直处于相互争论、阶段性的“此消彼长”然而各自又都有发展的状态。早期的地理学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热衷于资料的整理、罗列与一般归纳,精确性和科学性较差,学科发展缓慢。针对传统地理学的上述弱点,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一度使地理学开始重视数理统计、重视模型建设和理论发展,但计量革命搞“过了头”,因为很多研究者为了模型而模型化,很多模型也缺乏理论基础[1]。这种极端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也影响到中国,许多地理学者在热衷“人机关系”的同时冷漠了“人地关系”,在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丢掉了宏观分析的传统[2]。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的“行为革命”,旨在替代科学化的计量地理的人文地理学,尽管还没有脱离实证主义的影响和没有摆脱数理统计的方法论,但毕竟已经开始关注人[1]。直到70年代末期,人本主义地理学得到发展时,才真正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予以充分体现。恰逢此时,科学研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日益得到重视,质性研究在相关研究中崭露头角。美国著名方法论学者艾尔·巴比在第八次修订的《社会研究方法》前言中写道:“当我第一次撰写这本书的时候,量的研究方法几乎统治着社会研究,使得更早时期相当流行的历史和实地研究方法相形失色。现在,在社会科学中,尽管量的研究仍被普遍并有效使用着,但是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兴趣已经逐渐抬头。”

      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方面,学者们一般运用统计数据或问卷调查来分析宏观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而言对于微观主体“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对社会空间机制的剖析深度和力度有所欠缺。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质性方法在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不断得到重视,而国内的社会空间研究仍处于以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导的阶段。本文拟回顾近年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进展及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结合研究和调查实践讨论如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

      2 质性研究的概念

      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一词的中文翻译不尽相同,如质性研究、质的研究、定质研究、定性研究等。

      不管译法如何,“质性研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定性研究”。后者一般是指研究者本人从哲学思辨角度对客体进行描述性分析,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侧重对研究问题的主观思考与个人看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其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偏重形而上学;而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角度提出对于问题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分析和理解,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的互动以及在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建构[3~10]。它“脱胎于企图对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各种弱势群体,以改善其境遇所产生的一种探讨方式[4]”。在这种探讨方式中,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现象是动态和多元化的,应该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要求“自下而上”地去看社会,但是传统量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用“科学”、“客观”、“中立”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去了解社会,其验证假说的过程较为“标准化”,忽视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关于质性研究的内涵,在西方学术界,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学者从研究策略的层次来阐述质性研究的涵义,而另一些学者则从质性研究所具有的动态与意义的特质来进行解释[5]。Strauss等认为,质性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验证或推论,而是在探索深奥、抽象的经验世界的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被研究者的参与和观点的融入;同时,质性研究比较不重视数学统计的分析程序,转而强调借由各种资料搜集方式,全面完整地搜集相关材料,并对研究结果做深入诠释[6]。Denzin等认为质性研究是在一种自然情景下,通过访谈、观察、体验、交流进行个案研究、个人生活史的回溯,收集丰富且完整的资料,进而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是如何诠释个人的社会行为的意义[7]。Maxwell把质性研究定义为对多重现实的探究和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将自己投入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中从而来探究局内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8]。国内学者陈向明认为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9,10]。

      本文界定的质性研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出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而是作为“学习者”,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系统研究对象,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建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第二,质性研究注重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中与被研究者互动,研究者主动深入到实际中去,在保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开展对事物真实过程的探究,强调被研究者的参与和话语权。

      相比于传统的运用统计资料、问卷调查等量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的优缺点是比较明显的。质性研究能较好地把握过程和细节,深入剖析现象产生的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探讨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当然,很多学者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样本量偏小,研究的偶然性等存在不同意见。此外,还涉及语言建构、道德伦理等争议问题。

      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质性研究方法并不是单一、专门的研究方法,而是由多种多样的理论方法、范式等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松散的集合。利用深度访谈、扎根理论、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民族志、心理分析、文化研究以及参与观察等方式、方法与技术[11],分析研究符号、叙事、目录、对话、档案与音素甚至统计表格、图形和数字等对象,让其提供重要的眼光和知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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