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0585（2011）09-1577-15 1 引言 自1826年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1882年劳恩哈特的工业区位论开始，发端于经济学、影响至地理学的寻找产业最佳空间配置的学术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探索遍及农业、工业、市场等各个领域[1～5]。区位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地理学空间认识的演变，不可避免地留下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印记。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理性经济人、成本、利润成为了区位分析的出发点，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等[6～14]。空间经济中的区位被视为是一个均衡的系统，交通运费是产生空间作用的关键性因素。二战后，区位论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汲取理论营养，包括了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和运筹学等思想，对区位理论的假设进行拓宽。在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假设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模型，认为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平衡[3,4,15,16]。20世纪50～60年代，行为地理学将行为假设纳入了区位论，Simon等将对决策的强调引入了地理学研究[17,18]，Gould则将行为与不确定性的思想引入了经济地理学[19]，令人耳目一新。同期的代表性研究有满意化行为调查、普雷德行为矩阵[20]等成果。在决策者与工业最佳区位选择的关系中，普雷德提出个人的因素决定了区位会建立在盈利区间而非某个最佳地点。他指出任何一个个体在行为矩阵中所处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导致其区位模式也不是惟一确定的，而是由主导的随机因素所决定的。这种从制造商视角解释地理区位的努力[21]，得到Haggett等学者的支持和赞赏[22]。在另一条区位研究脉络中，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单一企业，而是聚焦于对产业集聚的区位分析[23,24]。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知识和信息技术快速地重构社会，全球—地方系统成为地理区位研究无法回避的大背景，对产业集聚和分散命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新的研究重新审视劳动力、土地、资本、运输成本、市场利润、交通易达性等要素与产业区位的传统关系。克鲁格曼等倡导下的新经济地理学[25,26]，将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稳固地带入了经济学的主流，并与地理空间区位研究进行了结合。Feldman在新经济地理的视角下，从创新、知识溢出与产业集聚的地理效应进行分析，探讨区位锁定与创新的关系[27,28]。从古典区位论、新古典区位论到现代区位论，区位研究一直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模型中寻找产业区位答案。早期行为学派对区位的分析，不管是增加了认知变量的解释，或是将消费者个人行为扩展到企业决策行为，基本都沿袭着实证研究的主线。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完全竞争模型为西方区位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但由于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被视作外生因素而不能引入模型[29]，即使被称之为经济学的“地理转向”（geography turn），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下区位理论的解释力仍有很大局限。 值得提出的是，“后韦伯学派”文献中关注到社区中地方社会关系对区位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以及富有特色的地方政治力量，这无疑打开了对区位认知的另一扇窗口[30,31]。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北美人文地理学发生的以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尺度转向（scalar turn）为特征的第三次重大理论转向，空间被视之为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32,33]，对区位的理解也随之变化。这种将一地经济现象与其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嵌入联系起来的解释备受重视。在此语境下[34]，经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被内化为地方政治文化制度环境中的“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35]进行理解。制度学理论[36]关注不易被转移的联系和交易、办事程序、习俗、规范等知识对“全球地方化”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制度及组织的嵌入形式，在区域特有的历史－地理轨迹变得中越来越重要[37]。这种认识多用于解释全球化背景下高度专业化的地方或区域经济系统，特别是根植性（embeddedness）的话题[38]，如经济行为的“社会空间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34]。地方的文化特质及其对内外社会的响应能力，成为解读经济区位生成的一个分析维度。对地方关系和制度的再认识，成为地理区位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与以往的研究路径相比，这种倾向与人文主义的某些主张是一致的。中国新近的研究进展主要反映在对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分析上[39～42]。虽然对区位的研究假设和变量有很多新的认识和实证，但在“地理学对于区位关注了什么”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将人理性化和客体化的数学建模分析方式仍影响至今。区位的形成在空间概念上与社会过程基本是分离的。随着对零售业和休闲娱乐场所微区位研究的深入[43～45]，社会文化、时间、偏好、体验、认同等与区位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本主义成为了另一条研究主线的哲学基础。 在认识论上，关于区位确定性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显题，但一直隐伏在区位的行为地理学和的地方研究之中。Sayer明确指出，“尽管社会中各种特殊关系的存在有其因果关系上的必然性，但其（空间）表现形式还取决于其赖以展开的非必然性的随机环境”[46,47]。与新国际分工的决定论不同的是，地方的独特性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身不确定性因素的引导[48]。在Castells等[49]看来，地理空间被构思为由“全球流”所组成的动态系统，而非由地理区位所组成的静态结构。虽然[50,51]等很多学者对这种构思持相反的观点，但针对“区位是否是静态的”这一思考实质上也同样触及到区位确定性的命题。而且，无意中将对区位确定性的思考从静态视角转向动态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