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2)02-0117-11 一、“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的急速转变 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中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势力日益活跃起来。但要真正区分富农的破坏活动与农民的对抗行动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受实际材料的局限，还受阶级划分标准的局限。在大规模剥夺行动之后，被剥夺、迁移的富农逐渐向“特殊移民”转变。他们由分散的个体向不断集中的群体过渡，由分散的个体居住地向相对集中的区域过渡，其政治特征也日渐明晰。这为探讨“特殊移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提供了便利。 在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前，对富农的破坏活动很难有全面而准确的结论。目前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地区性的零星、分散的统计材料来判定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如 B.A.希多洛夫曾提到，“从1929年的1月到11月富农反革命组织在中央黑土地区共组织了94次大规模农民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骚乱。在中游伏尔加地区，1929年共破获了65个富农的地下团体。在西伯利亚，1929年的上半年就捣毁了155个反革命团体和组织，共计1234人。在下游伏尔加边疆区‘社会革命党伏尔加州委员会’领导了富农的全部活动。类似的富农组织在克里木、乌克兰、中亚和其他地区进行大肆活动。”希多洛夫还谈道，在乌克兰，1928年末到1929年初发生了290起恐怖事件。在中游伏尔加边疆区，1928年富农制造了183起恐怖事件。1929年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农村共发生了3万起纵火案件①。据Ю.С.库库什金统计，“在1929年的9个月中共有1002次阶级异己分子的暴动，杀死384人，伤70人，遭攻击396人，还有141起纵火事件”②。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29年全年记录在案的富农骚乱为456次③。“在中伏尔加边疆区，仅在1929年9—10月富农就制造了193起恐怖活动，比1928年全年的数量还多”，“1929年夏在下伏尔加边疆区发生了100多次富农的骚乱”④。 因此，按照苏联的观点，在消灭富农之前，全国各地特别是粮食征购比较频繁的地区几乎都有富农的恐怖活动。富农为抵抗集体化运动采取了各种方式，包括进行反对集体农庄和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卖掉机器、宰杀牲畜、破坏生产资料等方式实现“自我消灭”，逃离原居住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对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农村积极分子采用威胁、暗杀等手段进行恐怖活动，组织一系列的骚乱和起义等。希多洛夫把富农进行的反对集体农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富农利用恐怖、恐吓、公开宣传、破坏，以及利用宗教等方式疯狂地反对建立集体农庄。第二阶段，在集体农庄建立之后，富农混入其中，在思想上抵制集体农庄运动，破坏集体农庄⑤。按照这样的界定，富农反苏维埃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富农实际成了农村社会各类恐怖事件、刑事案件的主体。 1930年2月开始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后，富农逐渐转变为“特殊移民”。在这一过程中，“特殊移民”政治情绪如何，是判定农村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⑥开始具体负责剥夺、迁移富农的工作。各地党团组织、村苏维埃、各地方警察组织以及从各大城市派遣的“25000人工作队员”⑦纷纷开赴农村各地。而绝大多数农户并不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照例被召集起来参加村民大会，接受相关的审查，并等候村苏维埃的最后宣判。“特殊移民”这一概念除了表明这一主体拥有富农的基本特征之外，还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强制性迁移的惩罚性特征。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强制迁移并不顺利，应当迁移的富农和实际迁移的富农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这种情况，“特殊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立即迁移的富农，另一部分是虽被剥夺但没来得及马上迁移的富农，他们有的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等候迁移，有的仍暂时居住在原居住地或原居住地的边缘地带。这部分富农或称之为“滞留富农”。 “特殊移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剥夺、迁移之前的富农已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关系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制约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首先，与土地相分离，这使他们失去了维持再生产的基础和手段，也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其次，与个人财产相分离，使他们面临第二次被剥夺。第三，他们失去了选举权，没有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而且还受到专政机关的严密监视和管制。因此，“特殊移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在政治上也无任何自由而言，他们实质上已沦为在押的政治流放犯。 二、“特殊移民”政治情绪的表达 1.逃跑和消极情绪 在强大专政机关的威慑下，“特殊移民”没有选择极端的对抗方式，而是选择了过去俄国政治犯惯用的方式——逃跑。逃跑成为“特殊移民”，特别是那些“滞留富农”对抗苏维埃政权最普遍的形式。 “特殊移民”的逃跑方式基本可概括为携家逃跑和单独逃跑两种。 表一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边疆区全权代表扎科夫斯基在1930年4月25日的汇报中对该年2月底至4月15日“特殊移民”的逃跑情况所作的统计。它表明，各地“特殊移民”的逃跑现象虽不平衡，但具有普遍性，而且单独逃跑的比率略高于携家逃跑的比率。 “特殊移民”逃跑的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和某些建筑工地。有的“特殊移民”逃跑之后并没有固定的居留地，如流民一样飘忽不定，有的则逃回了原居住地，还有的则跑进了原始森林，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