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08-09 如果把美国早期历史的下限截止到美国内战之前，这一时期充其量也就是80余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美国为一个农业国，在力量上还无法与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但却实现了在北美大陆上的崛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外交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开国先辈们在与外国打交道中初步形成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既反映出了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又体现出了根深蒂固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观念。无论什么时候，这些理念都不会事过境迁，而是对内战之后的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这一时期可谓是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因此，加强对美国早期外交的研究对从宏观上理解整个美国外交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早期外交的重要性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比较，美国历史发展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历史较短，加上殖民地时期也就是400余年的历程，而中国却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二是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从美国宣布独立至今，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而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很明显，这就导致过去的法规制度只能在史籍或历史博物馆中寻找到它们的遗迹，而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美国很少出现通过极端方式带来社会大变动，而中国多是通过对过去的否定来实现政权以及社会的重组。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除了文化上有一个基本脉线之外，大概在其他方面很难寻找到它们对当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美国历史的延续性赋予了早期历史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权威戈登·伍德的话来说，早期共和国时期，“归根结底似乎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具有可感觉到的直接重要性。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我们的政治制度被确立，政党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制度也在运行。这是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总而言之，如此多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早期共和国这一时期”[1](p.1)。伍德这里旨在呼吁美国历史学家关注早期史的研究，但他对这一时期重要性的强调却很有道理。如果把美国早期史下限确定在美国内战之前，这段只有80余年的历史在美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一期间，美国尽管尚未走出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状态，但已作为一个大国在北美大陆上开始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等殖民大国并驾齐驱了。美国经过七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在1783年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合众国百废待兴，为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邦联诸州“各打各的鼓，各敲各的锣”，有时还相互拆台，与如今联合国旗下的主权国家似乎没有多少区别。这种松散的状况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可言，常常遭到与之进行通商条约谈判的欧洲大国的不屑一顾，可谓是一筹莫展。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先辈们痛定思痛之后，1787年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经过与会各州代表数月的辩论，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妥协”，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揭开了美国历史发展新的一页。开国先辈们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争执，但他们无一不是在为这个新国家探讨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宪法的通过和批准使美国有了一个可以在外交上与外国进行交涉的中央政府。自此以后，在联邦政府深思熟虑的运作之下，美国在处理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上走过了一道道激流险滩，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初步形成了指导美国处理复杂外交事务的基本理念。也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之下，这个新兴国家充分利用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战争，迅速发展壮大，在与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往往出奇制胜，获利甚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这一时期外交在美国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独立之后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并非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寻求海外市场，历届政府无不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正如研究美国早期外交史的著名学者布拉德福德·帕金斯指出的那样：“在国家早期年月，对外商业当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生存农业实质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经济一直在稳步发展，外国市场迅速成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时期这样高比例的国家产品被出口，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水平实质上由出口价格来决定。至少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任期之前，每位总统都将其大部分精力集中于促进贸易以及从事贸易的生气勃勃的商船队。”[2](p.459)其实，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后的总统也不敢在这方面稍有懈怠，对为美国产品打开国外市场从未掉以轻心。那些派到国外的谈判代表虽不是职业外交家，在那些狡黠诡辩的老牌欧洲外交家面前还算是新手，但他们凭着对国家事业的忠诚，纵横捭阖，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争夺的夹缝中为这个新国家开拓国外市场赢得了一个个新的“制高点”，让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在欧洲国家的市场份额中急剧上升，成为这些国家制造工业品不可或缺的产品。 美国真算是个“幸运”国家，联邦政府开始运行后，美国虽显得生气勃勃，斗志昂扬，但毕竟为一新国家，经济上并无多大实力，军事上更是不能与欧洲大国同日而语。联邦政府在经费开支上捉襟见肘，缺乏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正是在这样孱弱的状况下，美国却遇到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此时的欧洲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欧洲大国虽对美国始终抱有觊觎之心，时刻提防着这个在制度上与它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崛起，而后对它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有此心，不过却无暇他顾，内部常年陷于激烈的纷争或战争之中。欧洲的灾难虽不一定完全是美国的“福音”，但肯定对美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美国巧妙地利用了大洋的屏障，把自己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大力发展与欧洲交战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一时间美国商船遍布大洋，不仅使美国的出口大增，而且也让美国几乎控制了转口贸易。美国这种“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就连交战国也难以容忍，它们颁布法令对美国的中立贸易做出限制，多次使美国为了维护中立国的权利几乎与它们“拔刀相见”，到了1812年，美国实在是忍无可忍，再次与英国开战。就美国而言，促动这场战争爆发的因素很多，但维护美国在海洋上自由航行的权利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美国从中立贸易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源源不断的收入很快使美国走出了资金匮乏的困境，继而大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为美国大规模地发展制造业积累了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