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发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一举成名。“任何喜欢咒骂的批评家都无法用他的吼叫干扰一片赞扬之声。”①从学术史上看，现代学者认为，吉本通过这部六卷本的鸿篇巨制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模式，主宰此后学术界达两百年之久。“我们关于中世纪早期的整个认识都带有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色彩。无论我们翻开蒙森(T.Monssem)、洛(F.Lot)、皮朗(H.Pirenne)、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v)还是贝尼斯(N.Baynes)的著作，只需提到一些最著名史家的名字，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在与‘吉本命题’作斗争，而且还在与吉本本人搏斗，有时是隐隐的，但更多时候则是公开的。”②斗争的结果之一，是从20世纪中叶以古代晚期研究为典型代表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的兴起。“从前，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我们或者是中世纪早期史家、拜占庭学专家、古典学家、教父学家、晚期罗马帝国研究者，或者是大迁徙的研究者，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古代晚期研究者。如同种族生成一般，我们获得了新的身份，我们甚至办了两份报纸——《古代晚期》(法文，1993年)和《古代晚期杂志》——以示庆贺。”③ 新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如何兴起，如何长期影响晚期罗马史研究，它与“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关系如何？国内学术界业已注意到这种新的学术动态，或者从新旧更替的角度进行学术史梳理，④或者介绍了转型模式下的诸多新成果；⑤有学者甚至借鉴转型范式来考察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⑥本文拟从用学术传统的显和隐来评论，更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罗马帝国衰亡”与“罗马世界转型”两种范式长期共存的史料学根源。 一、“罗马帝国衰亡”模式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化复兴，人文主义兴起。人文主义者不仅复兴了古代罗马如何兴起，而且重新提出了其如何衰落的古老问题。1453年，比昂多(Flavio Biondo)第一次以罗马帝国衰亡为标题写作历史：《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 Romanorum)。他选择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罗马为开端，一方面是想模仿李维，转而叙述衰亡，另一方面则是续写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⑦从此，探讨罗马帝国衰亡重新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16世纪初艺术家瓦萨里第一次经典性地勾勒了艺术从衰亡到复生的千年史。⑧此后各种看法层出不穷。⑨ 到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大卫·休谟等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不约而同地论述了罗马文明衰亡。⑩而英国学者吉本秉承时代潮流，用生花妙笔，从史学的角度将罗马帝国衰亡史加以经典性地叙述，最终确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一方面，通过学习拉丁语，吉本掌握了大量罗马史资料；另一方面，在瑞士期间，他与自己素所崇拜的伏尔泰见面，从游多时，深受伏尔泰哲学思想的影响。结合史料及对时代的宏观反思，吉本决定写作罗马史：“听见朱庇特神庙里赤脚的修士们唱起了晚祷曲，这时有个念头第一次涌上我心头：写下这个城市的衰落和灭亡的历史。”(11) 虽然吉本先后指出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为三种：第一种是罗马作家信奉的自由丧失导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专制带来奴役，从而使得德行丧失、国家衰亡；第二种和第三种则主要来自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观念，即理性与文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历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胜理性；蛮族入侵则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罗马帝国衰亡。(12)因此，总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其实就是自由丧失、理性湮灭和野蛮肆虐的结果。(13) 1896年，替吉本编订《罗马帝国衰亡史》定本的著名史家J.B.伯里，在表彰吉本的巨大影响之后曾条分缕析，逐一论述这部论著的过时之处与仍有价值之点。他的总结论是“否认吉本观点的大体真实性是徒劳无益的，对他的嘲弄也是微弱的。我们可能会更加同情罗马战士与教士，但是，所有的细节补充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软化‘罗马帝国衰亡’观点……在重要问题上，吉本仍然是我们的舵手，超越‘时代’，没有过时”(14)。 伯里试图在修正中发展吉本命题。他强调历史变迁的缓慢性，认为不仅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包括蛮族入侵，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蛮族与罗马人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与融合。江山易主无论如何也不是灾难性的。(15)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在英语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观点。由他策划于20世纪初期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学术观点。该书第一卷虽然承认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的800年间，无法进行时代划分，历史在延续；但是仍在使用“衰亡”、“普遍的毁灭”、“遗留”等关键词。约公元550年的时候，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旧文明的残余消失了。(16) 对于伯里这一代历史学家而言，无论他们怎么强调历史的渐变，都无法摆脱罗马帝国衰亡的阴影。单纯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19世纪是个整理文献、编订各种古代中世纪历史作品的精校精注本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制度的演变建立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文献学，表面对象是文本及其组成部分——语言，但是间接对象却是文本所承载的文化。无论如何面对文本，从阅读古典作品的典雅语言到中世纪早期拮据拗口、不合古典语法的晦涩拉丁语，半白不古，异体字丛生，衰落之感油然而生。另外，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在当时还属于中世纪史范畴，旧版《剑桥中世纪史》以君士坦丁开篇，从公元300年讲起。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世纪史研究走向专业化，中世纪学家开始其独特的训练培养方式，但是这些开创中世纪史研究的人们，自身所受到的训练还都是古典文化的训练。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会认同于古典文化，贬低中世纪文化。正是这种训练，使得他们与崇尚古典拉丁语的吉本，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以来的人文教育传统心脉相通，从而置身于一个伟大而漫长、贬低中世纪的文化传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