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及其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高国荣,男,湖北汉川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趋势明显。这一趋势是主流环保组织实力不断壮大的产物,也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这一形势的结果。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主要体现为环保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环保组织间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及环保组织斗争方式的改变。主流环保组织加强了同政府及公司的合作,主张以合作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主流环保运动的体制化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美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美国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及美国的环境政策都因此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环保运动的体制化也使它在结构、制度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从而限制环保运动向纵深发展。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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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6-0036-11

      在美国,主流环保组织(mainstream environmental groups)①是指依靠政治游说、宣传教育、司法诉讼等手段,在现有体制内推进环境保护的民间机构。一般而言,主流环保组织往往规模庞大,经费充足,组织良好,配备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关注的问题也比较广泛。所谓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主要是指环保组织通过引进各类专门人才,使管理运作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越来越依赖合法斗争。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改良倾向及其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一、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背景

      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的体制化,是主流环保组织实力不断壮大的产物,也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这一形势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主流环保组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可以从其会员和活动经费的激增得以反应。十大环保组织的会员总数,在1965年还不到50万,1985年升至330万,1990年则达到了720万[1]109。各个环保组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都经历了会员的快速增长,具体情况如下: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大环保组织的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其年度所获经费总额1965年不到1000万美元,1985年上升到2.18亿美元,而1990年则达到了5.14亿美元[1]109,[2]47。1980—1990年,塞拉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从950万美元增加到4000万美元,2003年达到了8370万美元。全国野生动物联盟的经费从1980年的3450万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9000万美元[2]47,2003年则达到了1.021亿美元。个别环保组织乘势而起,年度活动经费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比如,1987年才成立的资源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经费到2003年则达到2.227亿美元,异军突起的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经费在2003年甚至达到了9.724亿美元[3]89。

      环保组织的体制化也是顺应新的社会形势的结果。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改革阔步前进,但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势头慢慢减弱。“滞涨”现象的出现,能源危机的阴影,华盛顿政府的丑闻,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日趋保守,不再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一形势下,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在其任内大力推行放松政府管制、削弱环境管理的政策。里根利用人事权,任命了右翼人士担任内政部、国家环保局、林业局、土地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些官员中,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国家环保局局长安妮·戈萨奇(Anne Gorsuch),竭其所能对环保运动进行钳制。

      瓦特上任伊始,就在环境问题上采取了许多不得人心的政策。他准许在荒野区探矿,扩大国家公园特许开发商的经营范围,开放西部更多的牧场,在有争议的大陆架进行油气开发等。安妮·戈萨奇在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之后,大力培植亲信,任命埃克森公司、通用公司等企业的顾问和律师担任官职。在其任内,国家环保局的预算削减了2亿美元,裁员23%。[1]102她玩忽职守,几乎没有按照《超级基金法》的规定,履行清理有害有毒废弃物的职责。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对环保运动的敌视,使地方的反环保势力蠢蠢欲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环保运动在美国名目繁多,此伏彼起,其中尤以“西部反抗”和“明智利用”运动最为典型。二者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林、牧、渔、采矿等传统产业,这些强大的保守势力成为反环保运动的中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西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环保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在内华达州兴起,并受到犹他、亚利桑那、怀俄明和新墨西哥等一些西部州的追捧。它要求将西部大片联邦公共土地的所有权移交给西部各州,以规避联邦政府对开发这些土地的限制,并防止联邦政府将来出台更多、更严厉的限制开发的政策。西部对联邦土地的要求,受到了里根总统和内政部长瓦特的支持。但国会和法院都反对放松西部土地利用方面的管制,认为联邦公地如果移交给各州,前提只能是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施以更严格的限制。在环保组织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公众清醒地意识到,在高度城市化的西部,公共土地的移交只会使一小部分权势集团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这场运动在1983年内政部长瓦特辞职后很快就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明智利用”运动,其思想和社会基础与上述反环保运动一脉相承。它借用了吉福特·平肖“明智的利用,科学的管理”的口号,因而特别具有迷惑性,但其目标却是“破坏和根除环保运动”。其主要领导人是艾伦·戈特利布(Alan Gottlieb)和让·阿诺德(Ron Arnold)。他们编辑的《明智利用综论》成为该运动的思想指南。该书提出了25项国家环境政策的改革目标,要求在国家公园和荒野地区进行商业性的矿产和能源开采,允许对国家森林进行商业性砍伐,修改《濒危物种法》,限制濒危物种申报。该书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攻击环境保护主义是一套反人类的思想观念,要求以“明智的利用”取而代之,在极端环保主义和极端工业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协调起来。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伐木工、牧场主、在国家公园周围拥有资产的业主以及希望能在荒野区驾车的旅游者,其领袖自诩有500万支持者和1.2亿同情者[4]ix[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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