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1)06-0089-0005 当今，俄罗斯社会又一次面临历史的岔口，全面总结政治变革为时尚早。最近十年，致力于此的历史学家的忙乱和躁动加重了人们对时局的担忧。学术刊物上有关史学危机的文章较为多见，实际上，危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严肃的史学更新问题，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无关痛痒。问题不在于客体，而是在于我们，在于我们这些释者往往不愿关注转折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列维奇(А.Я.Гуревич)和列伊里(Д.Рейли)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①，前者对历史学家缘何长期处于绝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后者则注目于历史学家的责任，认为我们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反历史、史学未能行使辅助人们理解本国社会的主要使命是历史学家的责任②。 历史学家需要“时间清醒剂”或者平静地等待社会稳定时期的到来③。当然，或许已解除精神枷锁但休克疗法却依然使历史学家谨小慎微，休克状态应该更快地转变为“常规危机”状态④。但何为“常规危机”？大体来说指的是史学研究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那么修史的标志又是什么？ 必须承认，无论是这些问题还是预期的回答都并非新生事物。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史学的状态与目前相似。1862年扎别林(И.Е.Забелин)提出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认为混乱和无序总是存在于任何自由社会，是自由社会的标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贯特性，被奴役的社会中则不存在，人们的言论和思想遭到禁锢，整齐划一如同花园的栅栏⑤。 “充斥思想斗士”的氛围无疑是令人生厌的。如果注意到扎别林提出的自由社会的标志，那么便可轻易看出其行为逻辑。首先，在缺乏有价值著作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获得思想界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支持，这样的状况令人担忧。人民性可引领和加强史学家思想的自主性。由于昔日的束缚和国家体制造成的错误，人们迫切希望史学家们书写“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多数俄罗斯人对片面钟情于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持批评态度，最终，针对最迫切问题的研究将会遭到全面否定，如同彼得的个性——罪魁祸首唯一性⑥。 现在类似的行为模式迅速重现，虽然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一如既往地遵循政策的改变，他们可以享受相当不错的待遇。但如果130年前的社会思想能够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本质，如果历史学家勇于探索作为历史思想载体的诸如“人民”、“民族”、“国家”的真正含义，挖掘诸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巨大认识潜能，那么今天，现代生活的工业化、城市化危机，政治和思想专制的崩溃将会是另外的样子。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必要性正在受到质疑。 甚至现代哲学思想也都不认同把现今或者未来作为一种预先判定的必然而使之体制化。今天不是社会“发展运动合乎规律的结果”⑦，并不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预知。任何将未来，尤其将最终社会状态体制化，利用社会朝着某一方向运动的观点解释往昔和今日之必然都是不可取的。 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同样遭遇史学威望降低的状况，从业人员减少，工资骤降。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危机问题备受关注。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不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著作。 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于模式的变换，可以选择变换的模式有解释社会发展的现代主义的丰富理论，后现代主义(主要流派是后结构主义⑧)，多元化和不均衡化模式的更替，方法论、意识形态专制模式的崩溃，政治依附关系的消除，语言和文本独立作用的形成，即研究者任意选取的课题中对现实的解构取决于“语言和文本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诺维克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时代”正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充满形形色色的文章和各种各样观点的时代⑨。当然，这样有助于确定时代意义的“文化基质”，对此而言，某一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反而不重要⑩。 围绕着文明史观之于形态史观(似乎前者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极权主义或者学说主义史观之于“社会史”的优越性的争论，不经意地把新的、唯一性的精神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武装起来，狭隘专业化的研究团体已经明显地分崩离析，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尚未发现本国的社会学正在争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成为新的精神专制主义。1995年出版《另类——新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文选》(四卷本)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上述趋势。在这里历史发展的直线运动遭到质疑，“路标派”继承人切尔内舍夫(С.Чернышев)遵循安伯托·艾柯(11)(Умберто Эко)的观点，艾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回答推出自己的理论，宣称：历史不能篡改，因为篡改必导致沉默，历史需要批判地重新审视，而不仅仅是粗浅地认识(12)。 特别是库利平(Э.С.Кульпин)尝试从社会自然史的角度看待历史，因此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20世纪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别人的”理论和本国关于世界和自我概念的不相容的悲剧(13)。他断言，如果理论产生于本土，那么就不会有理论悲剧，我们的民众并不具备“高度发展的品性”，借于以上认识(史学家)才能萌生对待自己工作的高度责任感(14)。 马赫纳奇(В.Л.Махнач)认为20世纪俄罗斯的解题受三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余原因，比如革命党、战争、外国援助等则是微不足道的。第一个原因是民族分裂背景下俄罗斯民族和其他主要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源自于列夫·古米廖夫人类学理论；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的西方情结；第三个原因是俄罗斯文化中的“反制度”(15)，这个概念在文献中并不常见，也是古米廖夫提出的。“反制度”是对制度的主观幻想，打破惯常的世界观，转换处世态度。因产生于文化接触区域而具有混合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