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3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4-0048-(14) 按照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观点，民族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话语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民族主义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②。但对俄国文化运动而言，民族主义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感，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历史命运和未来前途的关注、忧患、乃至忘我的忠诚。换言之，俄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主体不是开明的统治者，也不是普罗民众，而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俄国，文化转向、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运动，向来不是由西方意义上的专业人士或职业革命家来推动的，而是由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宗教团体和僧侣派别特征的思想群体来完成的。他们这些人未必有精细的专业知识和学者、教授的学术头衔，也未必仅仅热衷于高雅学院派风格或沙龙小资趣味的室内精神写作。“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罗斯民族主义文化语境里有着特殊的精神和宗教内涵。俄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是悲天悯人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忧患意识，偏执而又严厉的道德约束，浪漫而又热烈地思考着俄国的前途命运或事关俄罗斯民族精神进步方面的严肃课题。不管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还是历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抑或革命家，他们都被普通俄国人敬重地冠以“作家”(писатель)的称号。形容俄国知识分子是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精神漂泊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恰如其分。换句话说，俄国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起，始终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者、践行者的文化面孔出现的：自古罗斯时代的古编年史家涅斯托尔③到17世纪“分裂教派”的领袖阿瓦库姆大司祭④，自18世纪俄国“第一个革命家”拉季谢夫到19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托尔斯泰到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普列汉诺夫、列宁等，无不以民族兴亡为己任，探索拯救和复兴俄罗斯之路。千年俄罗斯文化史，特别是在近二百年来俄罗斯追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民族主义话语表述一直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最强音，其中又以19世纪上半期“黄金时代”的多元思想景观最为绚丽，对“俄罗斯思想”的文化阐释也最为充分。这一阶段是俄国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运动从模仿构拟(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走向全面自觉的时期，期间的各种文化思潮对19世纪下半期、之后的“白银时代”、乃至20世纪的俄罗斯，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本文紧紧围绕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力图从断代史角度，对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化运动及其演变轨迹进行历时性描述。 “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 1836年9月30日，由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⑤办的《望远镜》杂志刊发了一封由一个名叫恰达耶夫⑥的“作家”所写、献给一位神秘贵妇人的特殊信件，名为《一封哲学书简》(Филocoфичeckoe пиcъмo)，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如投入平静湖水的一块巨石，震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沉寂多年的俄国文化思想界。这封信件不仅彻底冒犯了读者，还惹怒了沙皇当局。帝国书刊检查局连夜开会，连皇上也出面干预：沙皇专门颁布谕旨，宣布这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特地要皇宫派医生为写信人恰达耶夫治病。《望远镜》很快就被查封，主编受到了严厉申斥。 这位参加过1812年反拿破仑卫国战争、与诗人普希金交情颇深的帝国军官写的不是什么情书，而是一封充满着叛逆意识、反思俄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箴言书。恰达耶夫事实上早在1830年就写好了给那位神秘贵夫人的8封信，《望远镜》6年后所发表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封。他在这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宣称，与在文明进步道路上高歌猛进的西方(欧洲)相比，俄国在文明程度上迄今尚处于“野蛮、不开化”的状态，当权者仅仅是继承了“愚蠢的蒙昧，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的传统(指蒙古统治——笔者)，“我们青春可悲的历史”，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就像“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欧洲大家庭之外”。“我们走着一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的路”⑦。 人们在《望远镜》杂志上读到这封信，一定认为恰达耶夫这位“作家”已然神经错乱，在恶语中伤自己的祖国；而随后在《一个疯子的辩护》(Aпoлoгия cyмaшeдшeгo)一文中，恰达耶夫却自我辩解说他这是试图为俄国的命运和前途开出一副有效的“苦口良药”，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即“否定的爱国主义”(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отиэм)热爱着俄罗斯。恰达耶夫还呼吁自己的同胞，以“对真理的爱”“献身于真理的祖国”⑧。值得注意的是，“真理”(правда)一词是一个古老地道的俄语词汇，并不单指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所说的“真理”(истина)，而是指俄罗斯建立在正教伦理之上的古老法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即“绝对真理”：那种类似来自上帝的与人的神圣立约(新、旧约)。恰达耶夫进而断言，基督神圣的“天启”赋予了俄罗斯以弥赛亚主义使命：俄罗斯注定要以对全人类的“博爱和兄弟般的团结”承担其拯救世界的责任。“俄罗斯民族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智慧，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至高无上规律”。“万物之自然赋予我们以使命，我们将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