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起初是从经济史发展而来的，而英国的经济史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1876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史教科书《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两件事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史学科的“起步阶段”。1926年7月，在艾伦·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H.Tawney）及利普森（E.Lipson）的倡导下，牛津大学成立了“经济史学会”，并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专门学会的成立以及专业杂志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经济史学科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鼎盛期，当时大约有30所大学设有经济史系，或至少有几位经济史学家。据1977年的统计，此前的50年里出版了6000余部经济史论著，论文140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是1950年后发表的。① 不过，鼎盛之中也孕育着危机。60—70年代计量史学的冲击，使得经济史变成了计量史，越来越多地依赖建构数学模型，其结果是“使得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总是搜集一大堆资料，然后就好奇地算个不停，而根本不管算的是什么”。② 因而，许多经济史家，尤其是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经济史家都呼吁，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③ 这样，到了70年代末，经济史逐渐调整了研究取向，渐渐变成“经济—社会史”。 经济—社会史兴起后，很快就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如今，它伸张与宣扬的理路、取向与方法基本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史、经济史而一枝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史与社会史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社会史研究需要经济史研究赋予其深度，而经济史研究也需要社会史拓展其广度。 经济—社会史的确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能够将不同的社会层面，诸如经济、宗教、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教育、法律、生活方式等纳入历史学家的认知领域，使得历史认识对象扩大到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一些普通的历史现象，例如饮食结构、住房、服饰、旅游、婚恋和性、私人财产继承、生活水准和消费等日常生活，都可能成为重要话题。通过长时段的动态追踪，这些具体的、分散的社会现象成为宏大历史解释的基础，即所谓“见微知著”。经济—社会史不拒绝研究细微的社会现象，它热衷于具体生动的个案分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经济—社会史最终仍然着眼于结构性的社会整体的历史。由此，便引出它的第二个特征，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特征：长时段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大众的历史；尤其注重基层社会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做到具体而不琐碎，广阔而不零散，“剩余的历史”不被剩余却因赋予新的内涵而鲜活起来。所以，该学科特别适于宏大、复杂历史题材的研究，例如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类的问题。 经济—社会史在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功，近年来经济—社会史几乎已成为一门显学，在多方面取得进展。本文在研读重要论著的基础上，追踪近20年来《经济史评论》、《农业史评论》及《过去与现在》等权威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与书评，并参考戴尔等人发表的综述性文章，④ 对此做一介绍，以飨读者。 一、农民与市场 在传统视野中，农民被认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农民经济是一种很少与市场发生关系的糊口经济。1978年，英国学者麦克法兰对农民和农民经济的这一形象提出了挑战，包括农民土地市场活跃、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以及个体家庭所获的利润等。⑤ 麦克法兰的观点最近得到了不少研究农民土地市场的中世纪史专家的支持。如理查德·史密斯通过对13世纪末14世纪初萨福克土地市场的研究，揭示了土地市场的“商业因素”，⑥ 该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农民土地市场的数量、买卖双方的人数、他们的身份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交易活动的波动以及此类市场的刺激因素等大量研究。一系列重要论著都将土地市场作为农民经济的晴雨表，作为理解更为宏观的中世纪经济的一种手段。⑦ 比如，对农民土地市场的考察已引起学者们对资本化和信贷、地方贸易与远程贸易的关系、城市和商人资本在乡村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的关注。⑧ 近年研究表明，1200年英格兰大约有350个乡村市场，此后半个世纪竟又新建数百个。⑨ 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该时期各地产品开始出现区域性特征。13世纪的一份文献列出了108个地名，每个地名都以一句话点出该地的特别之处，如“多佛尔的城堡”、“牛津的学校”等，但绝大多数提及的是当地的有影响的产品，如林肯郡的红布、萨克斯特德的刀具、伊利的啤酒、考文垂的肥皂、格罗斯特的铁、布里德波特的绳子等。⑩ 在英格兰，城乡经济一直是互动的，因此小城镇及其与乡村经济的关联性也成为经济—社会史家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小型市场的研究明确揭示了乡村与市镇或准市镇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希尔顿、戴尔和史密斯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他们的著作凸显了地方市场与远程集市相互交流的机会。(11) 反过来，这种研究也启发并鼓舞了对城乡关系的其他研究。比如，柯瓦勒斯基在详尽考察14世纪埃克塞特的经济时，就讨论了德文村民与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基恩及其同事论述中世纪伦敦的著作，也详尽描绘了一幅14世纪伦敦与其乡村腹地相互交往的复杂而富有启发性的画面。(12) 门德尔对13世纪后半期犹太金融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也含有揭示城乡经济关系的意图：由于英格兰的商人与金融家更多地投身于国际贸易与金融领域，因而犹太人在富裕农民中找到了新的客户。(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