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8—1979年，伊朗爆发推翻巴列维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在革命爆发前，伊朗经济已持续近15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似乎要实现巴列维国王自诩的“世界第五强国”和“伟大的文明”的梦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79年初巴列维政权竟然在“人民的革命”中走向灭亡。由于伊朗革命的特殊性及其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这场革命爆发的动因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赛义德·尼兹维从宗教角度强调宗教对革命的作用，认为“正义的观念和救世主的希望在伊朗具有特别意义”，“宗教动员网络”在现代伊朗“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宗教所爆发的力量摧毁了它面前的一切”；① 尼基·凯蒂则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二战后美国势力大举干涉伊朗事务，美国的做法刺激了伊朗人”，“伊朗人民要摆脱外国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② 伯罗特·鲁尼从经济不均衡发展阐释革命根源，他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民众1977—1978年爆发不满的关键原因；③ 阿布哈米安从政治与经济发展脱节的角度解读革命，他认为“制度建设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④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革命学”中的革命多因论在学界开始流行，如绍尔·巴克哈什认为伊斯兰革命是“动员大众反抗的宗教和清真寺的组织能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强大吸引力、霍梅尼的超凡领导能力和国王面对日益升级的挑战犹豫不决”合力的结果。⑤ 约翰·弗兰认为，“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既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有历史原因和紧要关头举措因素，以及国内社会进程和国外事态发展，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方面”。⑥ 穆罕默德·阿姆贾德认为，“革命根源与阶级斗争、国王对武力的任意使用、经济管理不善、农业衰败、农民涌入城市、长期繁荣后经济衰落密不可分”。⑦ 同时，部分学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革命渊源。赛义德·阿杰曼德提出，导致巴列维政权垮台的主因是其“合法性的丧失，是大规模的全国性民众不服从运动所致。”⑧ 米萨格·帕沙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角度提出，“经济发展不能让社会主要成员受益，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现象成为伊朗革命的社会根源。”⑨ 米歇尔·博尼恩运用人口、贫穷、政治三要素探讨城市危机，认为“从1966年到1976年200多万人来到城市。城市不能满足移民需要，不能为新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环境卫生设施。”“移民并没有加入有组织的政党，宗教协会为那些想参加组织活动的移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一些德黑兰的贫困移民向高级官员请愿，特别是当住房被拆除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伊朗的行政机构都是腐败、没有效率的，对人们的要求没有回应。”⑩ 法哈德·卡兹米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旧政权下城市贫困移民日益边缘化的生活状况以及革命动员过程，“除了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奋斗外，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住房者还要为土地和住房经常参加令人绝望的械斗。”(11) 全球公认的城市学权威乔尔·科特金认为，“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推翻伊朗国王的腐败统治，从而把政权移交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12) 阿里·玛达尼波认为，人口膨胀与市政府拆迁不当引发了革命，“由于人口快速的增长，棚户区在德黑兰出现，其中一个棚户区被拆除导致流血，是革命开始的最早标志。”(13) 魁奈因·丹诺伊克斯的研究则着眼于城市民间社团、城市动乱、快速城市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认为城市民间社团“在一定情况下脱离政府控制，远离政府，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巴扎与清真寺这种非正规的关系和网络，从宪法革命开始到1977—1979年革命始终存在，好战的乌里玛和巴扎商人联合发动反政府的抗议活动。”(14) 马苏德·卡玛利从公民社会视角解读革命，认为“国家和乌里玛之间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导致乌里玛阶层进一步分化”，“霍梅尼和激进宗教人士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部分原因是这位政治家提出一套革命理论，部分是因为新城市边缘组织从宗教人士那里接受该理论，他们支持激进宗教人士的革命活动”。(15)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哈全安认为，正是“自白色革命起伊朗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决定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命运。”(16)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革命的主要原因，如钱乘旦指出，“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国王追求现代化，却使用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17) 还有部分学者从政治合法性方面寻找缘由，如李春放认为，“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18) 事实上，伊斯兰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革命主力也主要来自城市，四大城市边缘群体——乌里玛、巴扎商人、城市贫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因此，本文力图从城市化角度考察伊朗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对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予以解释。 二、乌里玛和巴扎商人传统地位的衰落 “乌里玛”（Ulama）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指有名望的宗教学者，既包括高级的教法学家、教义学家、负责调解穆斯林之间争讼的法官、法典说明官（穆夫提），也包括社会底层的清真寺专职神职人员阿訇等。乌里玛阶层形成于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49），“几乎垄断了伊斯兰法的发展”。(19) 阿拔斯王朝时期（749—1258），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使“他们并非介于真主与信徒之间的环节，而是执行穆斯林法律，掌管教育和慈善机构，因此具有比西方教士更为广泛的作用”。(20) 塞尔柱人统治时期（1055—1194），乌里玛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掌握了司法、教育权力，并取代历史上的书吏阶层。(21) 萨法维王朝（1502—1722）建立后，什叶派伊斯兰教获得国教地位。高级宗教学者与国王形成“共生关系”，前者充当“精神领袖”，为后者提供合法性，后者成为“万王之王”，为前者提供保护，共同构成“国王—乌里玛”的联合统治体制。恺加王朝（1794—1925）时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中，宗教界都发挥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成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征”，“大多数国家均陷于这一网络之中——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或延续自己现代性的传统”。(22) 伊朗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乌里玛掌握的传统社会权力渐趋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