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再辨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海云,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2 许海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冷战史。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战后初期,英国对德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限制和防范。在美苏冷战的作用下,英国调整对德政策,实施使西部德国融入西方阵营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主张对西德实施“有限武装”。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英国主张“全面武装”西德。英国对德重新武装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到西德政治、经济与安全方向,也影响到英国自身以及北约防务体系建设。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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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10-0074-09

      西德重新武装问题是研究冷战史特别是战后初期欧洲防务联合问题的一个重要题目。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不仅深入揭示了西德重新武装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就与西德重新武装相关的冷战专题展开讨论,这些研究深化了冷战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然而,尽管上述研究深入,却没有穷尽西德重新武装这一专题的全部,许多具体问题还须做进一步分析。例如,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的分期与特点?如何看待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欧洲大陆政策、北约防务政策三者间的关系?英国对德政策在西德重新武装、北约防御安全实践中的权重究竟如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将冷战时期的政府档案大量解密,特别是在90年代,前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政府档案大量披露于世,学术界对战后初期欧洲冷战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战后初期西德重新武装问题遂再度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战后初期所有西方国家对德政策中,英国的对德政策最有特色,其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及其变化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西欧防务建设,乃至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本文拟对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展开分析,进一步探讨英国在西欧防务实践及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中的作用,进而探寻大西洋防务安全实践的特点及其变化。总体而言,战后初期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对德占领与管制初期的“限制武装”政策,其次是“有限武装”政策,再次是“全面武装”政策,并将其纳入西方防务安全体系。英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思想模式下,由浅及深,逐渐发展成熟的。

      一、对德占领与管制初期英国对德政策与欧洲冷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多次进行评估。1944年7月,英帝国参谋长会议曾就战后欧洲的敌我态势提出报告。该报告特别针对德国提出:“欧洲国家中能够对我们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只有复苏的德国以及俄国。如果俄国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德国以其地理位置、人力以及资源而言,就会成为唯一能够向我们提供援助的国家,而这种援助对于我们的既得利益可能是至关重要的。”① 从英国对自身在战后欧洲利益的基本判断可见,它所防范的对象似乎只有德国与苏联。尽管英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明显有别,但在英国对欧政策的考量中,德国似乎比苏联占有更大的权重,英国对欧政策尚没有明显表现出对苏联的敌意。然而,随着欧洲政治分裂开始并日趋深入,美英苏战时大国同盟渐趋破裂,英国欧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其对德政策的指导方针以及战略方向明显发生变化。

      按照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对德占领与管制原则,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和管制,非军事化和非法西斯成为盟国占领与管制德国的基本政治与军事方针。在波茨坦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中,盟国明确规定了四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按照统一的政治原则、经济原则以及赔偿方案、肢解其海军计划等,对德国实施战败处置。② 尽管四大国为此建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原则,但各国对德占领与管制的具体举措却大不相同。英国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英占区的纳粹组织、各级法西斯机构、军事机关与武装等进行甄别与整肃。为防止占领区经济全面崩溃,英国甚至不顾自身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拨出9000万英镑,充当占领费,支撑对德占领。英国外交部特别支持英占区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英国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如果英国及其西方盟国没有以自身的民主模式、生机勃勃地创建一个新德国,使之与俄国人在苏占区所努力建设的德国相比,德国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他们无法从西方得到其所希望的东西,那么就只能接受共产主义的论调,即他们的未来在东方”。③

      与之相比,这一时期苏联为苏占区确定的政治方针是,“诚实地劳动以弥补法西斯给别国造成的损失,尽快无情地根除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用民主主义的进步精神在道德和政治上进行重新教育,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和军国主义,全面解除德国武装和消灭它的军事工业……”④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苏占区与英、美占领区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特别是在盟国共同管制的柏林更是如此。“英美和法国军队进入柏林以后,城里的政治情况变得复杂了。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就暴露出对被占领的德国的不同政策”。“我们对德政策的成功,预示了盟国在其占领区政策的失败”⑤。英国对德占领政策从一开始就有意显示出某种特殊性,有意在不同占领区中间形成某种对照。

      1946年初,伊朗事件、土耳其事件爆发,美英苏的政治对立急剧升温,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暴露无遗,这使他们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剑拔弩张。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化,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解决德国与欧洲安全问题的新思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5月3日写给内阁和英联邦总理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俄国危险已经变得与复苏的德国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后者还要大。最坏的情形将会是复苏的德国与俄国结盟或者为其所控制。”⑥ 为此,英国开始逐步调整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对德占领原则,转手构建更深层次的西方联合,其中包含对英占区的拉拢。在对德新政策中,英国开始贯彻某种新外交与安全思想。“我们对德国的长期政策不能仅仅是从阻止德国威胁复活的这个角度去考虑”⑦,进言之,英国既要防范德国、避免使之再度威胁欧洲以及英国利益,又要加快对英占区的改造,使之全面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尽快“将德国拉入由美国和英联邦所支持的西方民主体系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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