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00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中外军事冲突。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匈帝国8个国家以解救在华本国公民为由，向中国派兵，并一度占领了天津和北京。美国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也派出了自己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参与了对华军事行动。关于这场军事冲突的历史，中国的读者或许并不陌生。国内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革命范式出发，将其视为西方侵华的一部分，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国各方如何抵御西方的军事侵略，而对于与中国作战的另一方的情况则论述较少。美国学界虽然对美国方面给予了关注，但或是从军事史的角度考察美国海军的军事策略①，或是从外交史的角度考察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和形成过程②。 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这段历史，关注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所采取行动的文化意义。将文化与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这似乎并不容易被理解③。一般认为，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与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有关，与政府内的制度发展，尤其是军事部门的机构增长有关，与大国政治和世界经济竞争有关。确实，对军事行动的讨论离不开上述因素。但是，军事行动的意义却不止于这些，军事行动通常也能反映出行动者的文化观念。就本文的讨论而言，1900年中国发生的危机和美国选择出兵中国，都吸引了很多美国民众的注意。当人们对此发表看法、表达意见和进行评论时，这一军事行动就被带入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支持(或反对)出兵？美国人在联军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美国人赋予了这一军事行动以一定的意义，并借此进一步阐明和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1900年7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麦金莱在获得新一任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发表讲话，提到政府对菲律宾和对中国的用兵政策时，强调说：“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在荣誉和责任的指导下完成的。”④本文的结论是，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出兵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救侨，而且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大国荣誉。 一 美国对华军事行动和政策 1898年年底，义和团运动最先在中国山东地区爆发，由于运动主要以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攻击目标，所以很快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广泛关注。不过在1900年4月之前，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并没有向中国派兵的打算。当时在华的各国公使希望因循过去一贯的做法，通过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压，迫使其惩处地方排外势力的方式来解决山东新出现的排外事件。虽然迫于压力，清政府在1899年年底委任了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但各国公使对此仍不满意。为了敦促清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1900年春，美国公使康格与英、法、德、意四国公使分别向各自的政府报告，请求采取联合军事示威。美舰惠灵号(Wheeling)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在中国天津大沽口附近的。以军事示威的方式来强迫清政府就范，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此前出现教案时，西方列强也曾用过同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但是这一次，军事示威却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军事行动。 经过袁世凯的镇压，山东地区的排外运动逐渐平息。但是，在直隶地区却新近出现了大批义和团团民。1900年5月中旬，义和团团民进入了离北京约六十五公里外的涿州城，并转而向北京进发。5月17日，康格致电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海军少将坎卜夫(Louis Kempff)：“情势严峻，速派军舰至大沽保护。”⑤ 1900年5月29日，美国军舰纽瓦克号(Newark)抵达天津大沽口，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当然，出兵的不单是美国一个国家，英、法、俄、日、意五国的军舰此时已在大沽口待命。在各国驻京公使的要求下，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与其他各国的300余名士兵，不顾清政府对洋兵人数的限制，共同组成卫队，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⑥。 虽然此后在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是与其他大国共同行动的，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早已警告公使康格，“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与其他大国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我们一定不能与其他国家正式结盟，必须保持独立”⑦。6月初，海约翰再次致电康格，“我们的利益只在于保护美国的公民……不得参加任何同盟”⑧。海约翰的这两封电报奠定了美国整个在华军事行动的基调和准则。 6月10日，随着北京形势的日益危急，一支由8个国家的2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其中美国士兵112名。但是这支军队并没有及时到达北京。由于义和团拆毁了京津铁路，并沿线设置障碍，这支由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带领的联军最终无功而返。 6月17日左右，驻扎在天津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决定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考虑到此前国务院的政策，美国海军少将坎卜夫向海军部发电报，请求上级给予明确指示，美国海军是否参与此次攻击行动。但是因为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Long)当时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而奔走，这封电报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复。当其他各国军队发动攻击时，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的坎卜夫不敢擅自行动，只能在一旁观战⑨。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这位指挥官这样解释说：“我没有被授权对一个我国一直与之和平相处的国家首先做出任何战争举动。”⑩坎卜夫的这份报告不仅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了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美国出兵性质的问题提到了华盛顿政府决策者面前：美国目前是在与中国作战吗？ 对于麦金莱政府而言，此时开战是不合时宜的。首先，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并不具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宣战权归立法机关所有。华盛顿要对中国宣战，必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批准。但是，此时正是国会的休会时间，如要宣战，总统需要以一个非常合适的理由要求召开临时特别国会，而这将是一个非常耗时而烦琐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