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输入西方典范的一条重要通道，明治日本在晚清中国的女性传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特别是当时在日本大量销行的“妇人立志”读物，不仅有单行本的及时译印①，亦为中国的女报传记栏提供了丰沛资源。本文拟选择三种时间上前后承接、影响较大的晚清女报，即《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将其中所刊载的西方女杰传还原到中日两国特定的情境中阅读，以探究这些借助杂志传播的译述文本之思想内涵，并观照其与各家女报宗旨及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 一、明治时期的“妇人立志”传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加速了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在思想界的启蒙浪潮中，1871年(明治四年)7月，由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英国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著《自助论》(Self Help)出版，取名《西国立志编》②。该书内容及所取形式切合了明治初年的读者期待，刊行后畅销不衰，意外地成为引领风气之作。 作为留英学生监督的中村正直，于1868年(明治元年)归国前夕，偶然得到了英国朋友赠送的《自助论》，在东行的船上即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③。当时中村最为看重、并促使其着手翻译的乃是书中彰显的国民自主精神，《〈西国立志编〉总论》开宗明义便指出：“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其有自主之志行。”而这部意在塑造日本国民“自主自立”④品格的译作，借助原著故事加格言的励志读物写作方式，更易于为青年读者接受。由此使得该书与中村正直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译著《自由论》(On Liberty)，一并成为“明治前期中传播最广的启蒙书”⑤。其对日本民众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也被中译本修订者林万里认为： 日本译印是书在明治初年，少年学生，殆无人不读，叠版至数十百次，遂以养成国民勤俭忍耐之特性，战胜攻取，定霸东亚，不得谓非此书之功也。⑥ 正是凭借如此非凡的启蒙功绩，《西国立志编》才获得了“明治思想界大宝典”、“明治圣书”⑦的时誉。 而随着《西国立志编》的风行，名目繁多的仿作亦纷纷出现。此时不仅编印了与之笼统对应的《日本立志编》，针对各种特定人群量身定做的“立志”诸书也不一而足⑧。就中，专为女性编写的同类读物，题名容有不同，思路或有差异，却均以“奋兴妇人女子之志气”⑨、树立楷模为一致取向。故其编撰的形式，也由亦步亦趋的模仿而逐渐减少了格言成分，转为单一的传记⑩。各书中和洋混编者固不乏其例，更多的则是分而治之。 1876年(明治九年)刊刻的《泰西列女传》堪称第一部介绍西方女杰事迹的著作。不过，若论影响力，则1887年(明治二十年)由宫内省印行的《妇女鉴》还当首屈一指。这部应华族女学校教学之需，“就国史及汉洋诸书，采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之可法者”(11)编辑而成的传记，虽然记述的西方女性故事有限、且被纳入传统道德的框架中，但因凭借皇室之力，西方女子的进入典范行列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在以皇后名义编印的《妇女鉴》的示范、带领下，明治二十年后，妇女传记的出版一度形成热潮。在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中，关涉到西方女杰、且相对重要的是下列数种：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 竹越竹代编纂《妇人立志篇》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 涩江保纂译《泰西妇女龟鉴》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 德富芦花编《世界古今名妇鉴》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 永山盛良编《泰西名妇传》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 岩崎徂堂、三上寄风合著《世界十二女杰》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 加藤米司著《女子立志编》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 根本正译述《欧米女子立身传》 应该说明的是，此处所列仅为合传，单篇传记已排除在外。而所谓“重要”，大抵是基于晚清情境的考量。对于大多数靠“和文汉读法”(12)速成的译者而言，在日本越是通俗的“和文体”与“俗语俚言体”越是难译，因此，“汉文体”或汉字较多的“欧文直译体”(13)著作便特别受到青睐。并且，与日本“立志编”的照顾到各种职业与年龄层不同，晚清译本无此分别。以女性读本而言，均以受过初等教育的女学生或更为年长者为预期读者，故而在日本颇为流行的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所著《少女文库》(14)亦未列入。 由上可知，明治时期的西方妇女传记，在书名上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列女”到“名妇”再到“女杰”的变迁过程。这种称谓的转换，实际上蕴含着逐渐挣脱自中国传入的刘向《列女传》传统、重建女性典范的历程。与之相应，在内文的分类上，也呈现出由德行到职业的移转。1879年刊行的《西洋列女传》，尚依照“孝行”、“友爱”、“贞操”、“慈母”(15)分为四部；1892年出版的《泰西妇女龟鉴》与《妇人立志篇》则处于中间形态，前者的类别“有贞女，有孝女，有文人，有诗人，又有爱国家、慈善家、勇妇等”(16)，后者在人物的姓名前开始冠以“政治家”、“教育家”、“贞妇”、“殉教者”、“理学者”、“慈善家”、“文学者”、“大神学家”、“旅行者”(17)一类名目；而到1901年编印的《泰西名妇传》，带有道德意味的指称已完全消除，只剩下“法国画家”、“克里米亚战争的女杰”、“英国慈善家”、“法国小说兼政论家”、“美国女教育家”、“美国女科学家”、“美国杂志记者”、“英国慈善家”(18)的身份介绍。对西方女杰的认定，也由1877年的《古今万国英妇列传》之专收“女王”、“女帝”、“皇妃”、“大统领(即总统)母”，渐渐扩及兼取“法国女杰”圣女贞德、“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慈善家”南丁格尔等，至1902年的《世界十二女杰》一书，“女帝”、“女王”、“王后”的分量已大幅缩减，只保留了4人(19)。显然，西方女杰所属阶层的下调，对日本女性无疑可以产生更普遍的激励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