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国闻报》与晚清新思想的传播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男,广东丰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北京 100875;刘永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天津《国闻报》以领先的思想水平和独特的办报理念崛起为晚清北方舆论中心,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鼓动维新思潮,推进戊戌变法,其不仅以“社论”形式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大力传播西学,而且以“新闻”形式及时全面地反映变法进展。《国闻汇编》首次连载严复所译《天演论》,标志着此书的传播模式突破此前仅在小范围内以抄本传阅的限制而发展到向大众传播,这是进化论风靡全国的真正开端,也标志着近代西学传播进入引发国人世界观、历史观深刻变革的重要阶段。同时,《国闻报》以求“通”为宗旨,翻译了大量西方报纸,并随着时势变化和办报经验的增加灵活变通办报方针,将新闻重心逐渐转移到国内。因其占据紧邻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缘优势,又具备颇成规模的采访队伍,且主办者具有较高的中西学养、社会声望、政治地位和广泛交游,故而所报道的信息丰富而及时,所发评论见解独到而深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近代报刊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华北社会史上的光荣一页。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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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2)03-0001-08

      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在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下,不断向西方学习。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此历程归结为“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①,其中第二阶段大致自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尤以戊戌维新最为突出,此时期的新思想传播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而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形式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创办于1897年的天津《国闻报》,在当时以领先的思想水平和独特的办报理念迅速成为北方舆论中心,态度鲜明地批判君主专制、鼓动维新思潮,为晚清新思想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尚不充分,值得作深入的发掘和探讨。

      一、南北呼应,鼓动维新思潮

      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群情激昂,有识之士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即使小小岛国也敢肆意欺凌。然而,当时的中国虽闭塞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真正了解世界潮流。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日新月异,老大中国却已远远落在后面。小国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将清廷经营多年的海军击败,正是因为实行了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反观中国,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度腐败,对内实行专制,压迫民众,对外则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这一鲜明的对比,促使先进的人士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变法,努力跟上世界潮流,否则只能亡国灭种。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维新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鉴于封建统治者对民众的长期思想钳制,他们开始大量兴办报纸,希望借此启发民智,宣传变法。李提摩太曾回忆说:“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指1895-1898年),由十九家增加到七十家。”②其中,最有影响者,一是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另一份即为天津的《国闻报》。二者分踞南北,彼此呼应,共同鼓动维新思潮。

      《国闻报》于1897年10月26日创刊,1899年3月20日出售给日本人,持续约一年半时间,主办人包括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③。其中,严复毫无疑问是该报的灵魂人物。在当时,无论是对西方近代学说的理解、把握,还是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他都当之无愧居于一流。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④《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等多篇极具政治冲击力和学术启发性的名文,高呼“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⑤,指出中国若想实现富强,必须“标本并治”,而“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⑥不仅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大力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极具卓识地指出启蒙才是救亡图强的根本所在,所总结的“三民”说更直接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体系。这些都让严复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领航者,也让《国闻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

      《国闻报》所发表的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社论”和“来稿”部分,前者共42篇,约半数以上为严复所作。⑦就内容来看,这些政论性文章不仅大力宣传中国已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必须通过变法以救亡图强,而且所论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商业、学术等,倡导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八股、联日抗俄等,形成以严复思想为主导的舆论中心,除在保教等少数问题上与康、梁存在不同意见外,整体上保持一致,有力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对此,学界在研究严复和戊戌运动时已多有阐发,这里再举出两则以往未被注意的材料,以说明《国闻报》的维新态度和思想水平。

      经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未能经得起对外战争的检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所培养的西学人才并不具有真才实学,而多为钻营官场之徒。对此,《国闻报》发表评论说:

      谈洋务之事也,谈之数十年而未闻有政事之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以为国任使者,是谈洋务而洋务之中仍无人才……国家承平无事,则若辈狗苟蝇营,亦不过谋多得几差多得几钱已耳。不幸一有事变,则彼方将勾结外人、呼朋引类……苟有利之可图,虽丧邦而不顾……甲午中日之役,夫固有为之者矣。中国谈洋务西学数十年而其所造之人才乃如此,岂不大可哀哉!⑧

      严词批评洋务派在输入西学和培养人才方面的失败,可谓一针见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闻报》又刊发名为《论泰西富强之由》的不署名来稿,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从造船炮到开矿、修铁路、设海关等,但均未能实现国家强盛,原因在于这些并非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而是“泰西各国之人凡年二十以外不必人人有家而决不至一人无业,惟其人人有业也,故其自食其力,不必仰给于他人而又得有所积储”。反观中国,个人依附于家族,只要父兄为官或经商成功,其子弟往往骄奢淫逸,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且大多过早成家,背上沉重的负担。作者认为:“假使人人能执一业以自食,则又何贫之足患?人人能奋其志气而不日偷苟且之安,则又何弱之足患?”⑨论述虽十分简略,且未能提出解决办法,但显然已经关注到政治体制以外的社会组织层面,尝试对旧有的家族制度展开攻击。

      以上说明,《国闻报》这一平台聚集了以严复为核心的一批见识卓越的先进读书人,大力输入西方新思想,宣传各种维新主张,在当时国内思想界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国闻报》还以“新闻”形式及时全面地反映变法的进展,对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亦即其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经历的挫折向全国作如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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