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发行系列彩票。当前，彩票已然走进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然而，彩票的风行、彩票业的兴盛并非当今所独有。早在晚清时期，张之洞就在湖北创办签捐票，从而成为近代官办彩票之滥觞。尽管晚清彩票与当今彩票相距近百年，其本身也曾发生许多重大变化，但探讨近代官办彩票业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运行等问题，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这一方面可以重现中国彩票发展史上一段相当关键却长期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能为理解当代中国彩票事业提供一种历史学的视野。 一、拟办彩票的初期准备 清末同光年间，一些义赈团体出于助赈需要，仿西洋舶来品吕宋票而设“变资助赈彩票”，这被视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早期彩票以“为善”“济赈”为首要关怀，故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以及官府的默许。这些助赈彩票也在赈灾济荒的“为善”之举中为自己的存在获得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支持①。至19世纪90年代末，广济公司经两江总督奏报并获得殊批“六年专利”，发行江南义赈彩票，标示着近代官督商办彩票的开端②。 随着晚清彩票的本土化，系列彩票公司如雨后春笋③般涌现，甚而出现北洋顺直义赈彩票引发南、北洋势力对上海彩票中心市场的争夺④，这一系列围绕彩票而展开的事件表明：中国近代彩票市场在晚清已蔚然成形。彩票于国人，也由19世纪70年代陌生而新鲜，发展为家喻户晓之物。各地督抚们也由先前的禁查吕宋票变而为默许义赈彩票，再到将之视为筹款之道。《辛丑条约》的签订，巨额的庚子赔款成为彩票冠冕堂皇走上前台的极佳机会。晚清彩票开设的主题也由先前的赈灾转而为善后赔款。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需赔款白银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为应对庚子赔款，户部拟定的筹款办法是老一套的加抽捐税，摊派至各省。湖广总督张之洞初拟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加派田捐及百货、厘金三成，但拟加赋增税之策遭遇中丞“有碍商情”的担忧，不得不另思其策。因“庚子事变”以来，民情浮动，人心未稳，各地督抚均以稳固地方治安为上策。依据户部“因时制宜，量为变通”的原则，加之前已有两江总督刘坤一禀请在上海发行彩票以应赈需的成例，故仿行江南义赈彩票便成为最简便易行的措施。而张之洞早在就任两广总督时为筹集海防军饷就曾变通弛禁闱姓，借以抽饷⑤。因前有经验可循，所以当张之洞担任鄂督再度面临财政困窘时，通过发行其时通行的彩票来舒解财政困境便可谓顺理成章。不同的是，所办彩票的名目，则由过去的“济灾民于水火”，演变而为替朝廷“善后”的“赔款筹饷”。 其实，早在庚子赔款分派前，张之洞就已开始与各司道商计筹集赔款的各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兴办彩票⑥，“复传见司道各官，拟于照鄂省奏行彩票”⑦。其行销规划则是拟将所有票纸“责成所辖六十八州县分别认销”⑧。 对于湖北当局借故筹款艰难而思行彩票以为“补苴之计”，其时媒介不以为然。湖北当局“议行彩票”三日后，《申报》便做出反应。其“不禁遽然”，“异哉，制军之为是举也”的开篇之语，直接表明其与湖北当局议行彩票的相反立场。《申报》认为，为筹款起见，即便派捐加赋，也远比发行彩票支付的社会成本来得小，“毋宁举行田捐一事，果能得人而理，或尚且不至弊窦业生”，进而断言： 此事(发行彩票，笔者注)果成，亵政体而耗民财。即不必计及，而每月须销至二十万两之彩票，恐当此民力凋敝之余，购之者未必踊跃。若竟责成各州县分别认销，则恃势抑勒之弊端必至因之而起，是上未得充裕之实，而下已有烦忧之虞，迨上下俱受其亏，而其法亦断难持久⑨。 相较于此前舆论对兴办义赈彩票所持的理解甚或倡言的态度，《论鄂省议行彩票事》一文所担忧的主要着眼于彩票“迹近赌博”所造成的“亵政体”、“耗民财”，以及依仗行政力量实行官办派销可能带来的“恃势抑勒”之弊端，恐其最终造成“上下俱受其亏”。 尽管如此，筹议湖北彩票之事仍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湖北当道因筹款维艰，不得已，惟有开办彩票一法，以济急需，现饬善后局妥定章程，详核办理”⑩。湖北彩票创设规划的工作主要由藩司瞿庚甫会同善后总局(11)各官筹商办理。一方面，进一步确定了“鄂属六十八州县，按照地方之大小分别认销”的原则，同时，咨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各督抚，“派员如售，以广招徕”(12)；另一方面，对究竟每月能售若干，“一时尚无把握”(13)，只是确定了仿照江南义赈彩票章程办理的原则(14)。随后，商务总局王秉恩(雪岑)提议创办“国家彩票”，已期“中外通行”，同时奏请通饬各省督抚“协力筹办”，“以广销路”。此举深为张之洞赏识，“以所议极为周妥”，旋即一面会商端午桥中丞，札委观察会同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岑馥庄观察照章开办，一面咨商两江总督刘坤一会衔陈奏。同时，以“彩票二字不甚雅驯”，故参照日本彩票之名，命其曰“富签票”(湖北签捐票之名便是由此演化而来，亦称“富签票”、“签捐票”)(15)。 在王秉恩提议兴设“国家彩票”的次月，张之洞遂以《试办签捐票》上奏朝廷，理由有四：其一，其时赔款巨大，限期急迫，而又筹款维艰，舍彩票外别无他种见效之法。其二，外省、外国均有开办彩票以筹急需之款的成例可为依寻。其三，外省彩票行销湖北，查不胜查，禁不甚禁，造成鄂省漏卮严重。其四，开办彩票之举既可筹集要需，又可抵塞漏赀，虽乃权宜之策，“实存固本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