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行业组织暨同业公会研究自1990年代兴起以来，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不甚平衡，受史学界实证研究取向影响，个案研究论著远多于宏观研究。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群体的社会属性，1990年代不少论著有过精彩的阐释及辨析①。这一时期学者们大都以宏观视角，注重定性式的静态分析，对于其嬗变及由此产生的阶段性特征演化，虽有一些涉及，较为粗疏，未充分展开。此后，有些论著论及近代行业组织变迁的阶段划分，多限于一般化的时间排序和数量概括，划时代多以政府法规为凭；对于其阶段变迁的历史内蕴缺乏深入探究，仍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上海行业组织变迁的关系形态作一定的学术思考和历史提炼，提出一些论见，求教于方家。 关于近代同业组织的发展分类或曰形态划分，学术界较多运用“现代性”的理念进行分析界定，以政策法规进化为焦点，关注同业组织本身的兴衰变化。宋占友认为上海同业组织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近一百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海开埠至1904年，是为传统商业会馆衰落前的最后阶段；第二阶段，1904年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至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前，这是中国近代工商同业团体组织蜕变力度最大，制度变迁内容最为丰富的年代。第三阶段，1929年8月至1948年。这一阶段，南京政府开始对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进行整合②。魏文享综合多种因素，根据法令及时局，对同业公会数量及组织形态的变化，提出可以将近代同业公会的发展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民初开始发萌，到1918年《同业公会规则》颁布；第二阶段为1918年到1929年《工商同业公会法》颁布，此为发展初期；第三阶段为1929年到1938年《工业同业公会法》和《商业同业公会法》颁布，此为大发展时期；第四阶段为1938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此为同业公会的涣散期；第五阶段为1946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为同业公会的战后恢复与发展时期③。应该讲这些分析，依据一定的理念和历史资料阐述，均有相当的解释力；但似均未涉及组织属性的深层变迁。本文以经济群体自身社会关系演化为视角，关注同业组织在市场发育和政府政策变革的内因外力交织下，关系属性变迁及其特征形塑，以期考察近代上海同业组织的不同发展形态。 传统社会结构具“袋装马铃薯”形态，在封建体制的“口袋”中，社会呈现着同质颗粒堆垒状态，缺乏群体组织这样的“社会纤维”交织稳定社会关系，形成社会有机互动。对于中国“一盘散沙”状态的批判性认识，伴随着民族危亡，近代经济兴起及社会分化而逐渐形成。“群”和“团体”词义，在清末社会思潮变革中构成一种新的概念。聚群力以御外侮，兴组织以行变革，在维新、革命运动新式人群中达成共识。经济实业界受社会意识侵染对“团体”有了新的诉求。“盖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今之公所，非团体之机关乎，然而慈善事宜者，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也。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过相规，善相劝，弊相除，利相兴，相师相友，共求吾业之精进而发达，以之对外则优胜。”④规过劝善，除弊兴利成为同业结盟之要义。民国后，政治环境为之一变。在纷繁变革之际，以自强自立为志趣，各种工商组织在政府鼓励和社会推动下纷纷因缘而起。 在1870年至1949年的80年间，无论是晚清因袭而来的行业公所、会馆，还是民国新立的各种名属同业公会，其组织属性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共同体化”、“社会化”与“国家化”三个阶段。 整个近代沪地行业组织阶段变迁，笔者认为大致上，1870-1918年为“共同体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前工商会所很少，光绪年间沪地行业组织逐渐兴起)，1904-1938年为“社会化”时代，1929-1949年为“国家化”年代。这种划分不是时间界定上此起彼落，各类同业公会的属性演变各有差异，时间上互有交叠。其中1904-1918年为共同体化向社会化过渡时期，1929-1938年为社会化向国家化过渡时期。这是从宏观比重的考量，某些行业旧式行业组织长期存在，尽管1918年北京政府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要求各业成立同业公会，但没有规定公所会馆必须改为同业公会。1926年《上海指南》记载，当时上海工商团体中，仍有会馆60个，公所179个，共239个，反比1922年增加了22个⑤。这中间，有些仍属传统会所，有些则虽名称未改，组织制度却已今非昔比了。有些同业组织变化很小，长期恪守“共同体”的宗义和习俗，另一些同业组织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化团体的属性。 清末民初大量的沪地会馆公所，由工商业主、经营者等自发联络同业，集议组建。会所成员随志趣进出，会众多寡不一；有些行业有两个，甚至多个同业组织，其宗旨规约和组织形态，不尽相同。“上海弹棉业公所，向有本(地)帮和客帮之分。上海的水木匠业即有宁波、广东帮和本(地)帮之分”⑥。同业组织“共同体化”表现为一群同业因一定的利益、一定的规约认同、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身份特征进行组织化制约和活动。近代上海，同业组织“共同体化”的典型形态是行业组织的地域行帮化。晚清沪地行帮地域共同体范围，大多为一县一府或数县数府，最大的为一省，最小的仅为一镇一乡，如洞庭东山会馆(江苏吴县之东山)、金庭会馆(江苏吴县之西山)。行业会所的维系不仅依赖同业利益，也蕴涵着超经济的乡谊伦理。这类脱胎于泛宗族亲缘的行业集团带有“自然组织”的原素。 民国期间，上海行帮形态在商贸、金融、服务等行业长期存在，民初尤为突出。绝大多数地域商人经营着一定的专业商品。如宣州商人之茶、烟，福建商人之于花、果、糖，江西商人之于瓷、纸，湖北四川商人之于食米，山东商人之于杂粮、煤炭，江苏苏北商人之于豆麦，宁波、苏州洞庭商人之于金融业，扬州商人之于服务业，宁波人之于五金商业，广东人之于餐饮业、百货业，等等⑦。同乡共业蔚然成风，行帮各自成立会馆、公所，自成体系，聚为势力，排挤他人，形成一定的行业垄断，异地商人往往难以侧身其间。一些以地域冠名的工商会馆、公所只吸纳同籍业主，异地商人即使从事相同职业也难加入，从组织制度上拱卫了行业的乡缘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