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个延伸研究。笔者曾透过《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①一书详细地论证严复《天演论》如何作为反对西学中源论的存在，出现在晚清的思想论域中。其中，严复(1854—1921)使用的一个方式即是：论证西方近代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自然知识异质。②基于是书旨趣，笔者无法论及晚清士人对《天演论》所载的自然知识理解程度，当时颇为遗憾。因此，笔者另撰本文探索此一问题，期望对《天演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提供一种新的认识。 笔者的疑惑主要有两个，分别是晚清士人对《天演论》所载的自然知识接受与否，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些自然知识。 以往的研究显示《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对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晚清士人对于进化论背后的相关知识基础，诸如地质学、生物学、机械论等近代科学知识，是否亦同样接受?若否，晚清士人对之了解到何种程度?晚清士子对这些异质的自然知识接受与否，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焦点。其次，在如何理解的层次上，这些知识基础是否与晚清士人的自然知识观念发生冲突?若是，他们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若否，则他们又该如何合理化这些异质自然科学知识。在此，笔者试图检验库恩“范式理论”(Paradigm)在中国自然知识发展上的有效性，同时以此对李约瑟著名的问题“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作出若干思考。此为本文的第二个问题焦点。 为了了解上述问题，笔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对《天演论》做出评论的晚清士人身上，借由前人研究成果之便，③笔者很快地发觉吴汝纶(1840—1903)所节录的《吴京卿汝纶节本天演论》④和孙宝瑄(1874—1924)《忘山庐日记》⑤皆对《天演论》有大量的评论。透过他们的意见，笔者发觉了相当有趣的现象，与以往学界认知到的现象颇有差异。因此，笔者拟分析事物构成的基础、对人的认识，以及事物变异的规律三个层次，来说明严复、吴汝纶和孙宝瑄三个人在知识上的相互关系，希望厘清更为细致的现象，借此回应上述问题。 过去几位学者的研究使笔者受益良多。在晚清的思想论域的探讨上，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专章介绍严复，注意到《天演论》在知识上的影响，甚至达到让晚清士人产生新的世界观的程度。他提到《天演论》透过客观的科学性给予时人相当深刻的印象，并且，人们亦从《天演论》中获得许多西方哲人的故事，种种的新颖知识带给中国人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个论述说明《天演论》是以科学的事实作为理论基石来影响传统士子的自然知识观念，甚至是世界观。同时，其亦指出严复对科举八股、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以及辞章、书法、金石等“旧学”、“中学”颇为厌恶，因此严复乃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以补救之，⑥说明严复译书的原因之一是针对中国旧学。李泽厚主要透过鲁迅的论述来论证中国人因《天演论》而产生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晚清士人与民初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已为人所注意，他们两者是否会感受到强度相当的冲击，值得深究。 吴展良《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则从另一角度讨论《天演论》与传统的关系，指出以往的《天演论》研究，都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严复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的学术个性、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他强调严复融合天演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企图，⑦启发笔者对《天演论》文本的重新思考，探索究竟是吴汝纶和孙宝瑄两人自身的学术背景，抑或严复所使用的语词，使两人对《天演论》的理解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 最后，在晚清自然知识产生剧烈变化的问题上，张锡勤的《严复对近代哲学变革的复杂影响》一文注意到《天演论》在传播经验论与厘清传统气化论上也有所贡献。他提出“严复着重介绍与强调的乃是‘及物实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认识来源于接触外问事物的直接经验，这就是所谓‘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原注：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天演论》导言二案语)并且以“严复公开指责道：‘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以从见理?’(《天演论》论十三案语)就是说，理乃气之理，离气则无从见理。这就否定了程朱的先验之理，把理还原为气之理，使程朱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⑧等论证，说明《天演论》不仅向国人传播西方经验论的概念，还以此与传统中国的理气论发生冲突。 彭世文、章启辉亦对晚清的传统气论感兴趣，并且重新讨论。他们在《论严复“气”范畴及其近代意义》一文中透过对《天演论》与《穆勒名学》内容一系列的举证，论证经严复改造的“气”范畴，有效地将传统自然知识与近代西方科学作出连接，创造传统哲学变革的条件，导致严复的理论提供比传统学说更强的应答能力。⑨彭、章两位的研究显示在气的范畴中，是机械论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比传统气论更强的解释力，所以使严复改造的理论获得了中国士子极大的支持。 上述三位的研究揭示了晚清士子的自然知识层面已然遭到碰撞，可惜的是他们皆针对《天演论》内容如何形成自然知识的冲突为出发点，并未对晚清士人如何理解该冲突做出讨论。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晚近学者日益认识《天演论》与传统学术思想具有相当关联性，并非单纯地介绍进化论而已，但是相当学者的心力似乎多就《天演论》造成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影响着手立论，少有专文针对《天演论》与传统学术思想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特别是似乎尚未有专文从自然知识面向检视晚清士人对《天演论》的理解。因此笔者拟就吴汝纶和孙宝瑄为例，展示他们如何理解《天演论》中的自然知识，以厘清《天演论》对他们造成的实际影响，并依此检验库恩“范式”理论在中国自然知识发展上是否有效，同时回应“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著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