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作 者:
马勇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马勇(1956- ),男,安徽濉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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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3-0013-15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过去的研究说袁世凯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不愿出征,借口脚病未好,报复摄政王载沣三年前给他的胯下之辱,甚至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颠覆王朝自己称孤道寡的政治抱负,于是在后来各方面不断请求下勉强出山。而对于南方革命势力,过去的研究说袁世凯利用清军力量给予打击,然后又利用南方危机倒逼清廷。袁世凯在过去研究者的笔下简直就是南北之间的权力掮客。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如此信任了,但是袁世凯还是在最后时刻背叛了清廷孤儿寡母,逼退了孙中山,“窃夺”了革命果实。这是过去一百年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故事。今天重新检讨,这个故事好像并不真实,许多论证似乎都是以洪宪帝制反推当年。

      化危为机:推动君宪主义落实

      传统叙事强调袁世凯之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难为朝廷,见死不救,是因为袁世凯三年前受到了摄政王载沣胯下之辱,心有不甘,故意如此。其实,这个前提是不真实的,因为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并没有原先所说的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事任免案。即便有不少言官夸大其词向朝廷举报袁世凯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但对袁世凯个人来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规律在起作用外,他主要还是因为生病而免职,因而并不影响他对朝廷的感情,更不存在他在重出江湖后公报私仇,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袁世凯故乡养疴三年间南来北往前来拜谒的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有政界、军界、实业界大佬,而且还有那些自命清高、洁身自好的学界领袖①。

      武昌起义第二天就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部下幕僚云集袁世凯故乡彰德府洹上村袁家庄园为之祝寿。武昌起义的消息自然会引起袁世凯和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袁世凯对此事究竟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很多都是猜测。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就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②;更厉害的是与袁世凯有过密切接触的莫里循甚至推断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③;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麐、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凯趁乱而起,黄袍加身,直接取代清王朝,重建汉人帝国④;还有一种貌似阴谋论的看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徵、张彪都是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嫉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叱咤风云⑤。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的事,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作为传统体制的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的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个小火星就想着要夺取大清两百年的江山。此其一。

      第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突然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公布,确实有考虑不周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的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要不了几年,各省铁路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那样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⑥。

      第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地看到军队中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因失去分享权力的基础而相当失望。所以袁世凯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渡过难关。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和稍后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宪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则武昌的叛乱以及各地的骚乱将失去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⑦。这应该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本能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在重出江湖后主要做的事情不外乎两点:一是寻求与武昌方面和解,答应南方他一定会促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的压力,促使朝廷重启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地糊弄人民,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思考重心就是怎样说服朝廷尽快调整政策,继续改革。

      10月14日,朝廷接受列强及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的建议,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朝廷宣布袁世凯有权会同荫昌、萨镇冰调遣。如果仅就前线用兵来说,朝廷的这个授权当然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该省军队”差不多都随着武昌新军造反了,对袁世凯来说无从统帅了;外省的援军都在路上,无从节制;至于会同调遣荫昌和萨镇冰所统帅的水陆各军,也只是说说。因此从袁世凯的立场上看,10月14日的授权显然是不充分的,是根本无法对付湖北局面的。袁世凯当然不愿就此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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