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民初编译、书写的西洋历史书籍及有关文类，虽然一般都称道古腾堡印刷术的贡献，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对比，但并没有将古腾堡印刷术导源于中国，尽管个别人曾将火药、罗盘这两大发明归于中国西传。然而，这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并没有一以贯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日本侵华步伐节节进逼，知识精英的救亡意识加强，爱国必先知史，民族主义关怀日益强烈渗透到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中，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模式一枝独秀、所向披靡，其他历史叙述模式退避三舍、隐而不彰，甚或湮没无闻。①这种情况亦展现在关于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印刷术关系的历史书写上，上述两种历史书写模式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符需要，凸显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西传欧洲及其重要性的历史叙述则“得其所哉”。② 不过，这种书写模式有着浓厚西学中源论色彩，其出现自然并非一个全新的“发明”，亦可回溯到清末的历史书写中，且同日本有一定关系。如在两个日本人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中，其第九章“支那之应用欧洲印刷术”，开始即述说当今支那采用欧洲活字印刷情况，接着追溯源流： 就金属版及活字始用之时代，则条利安以为至支那人知活字之一种者，在纪元后1049年以前，云美耶路斯为金属版之始被使用者，已在16世纪间。陶器制之活字，相传为纪元后1278年，南宋帝昺之治世间所使用者。时适麦儿苦巴鲁(即马可波罗，引者注)在支那之际也。据条利安之研究，则恐此发明在二百年前，欧洲之发明以前。创作近世活字之第一人，乃独乙(即德意志、德国，引者注)之发明家古丁倍儿也。若《梦溪笔谈》所记之活字，与近世使用者果为同一，则麦儿苦巴鲁当夙自支那输入之于欧洲，欧洲之印刷工宜早用完全之印刷法也。然条利安所谓支那活字者，非如欧洲近世之活字……然则欧洲近代之活字，不可云先支那而发见。而所谓活字之一种之活版，固早为支那所使用者矣! 该处还旁征博引诸多欧洲记载和研究，论证明清之际欧洲活字进入中国情形，批评支那应用活字版印刷一直不积极，只推崇木版印刷，其原因在于“支那人守旧之习惯，使彼等禁相采用，排斥外国文明输入故也”③。此处的中文翻译尽管佶屈聱牙，啰嗦含糊，但亦可看其核心意思是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早于欧洲，通过马可波罗的渠道，又传到欧洲，古腾堡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新活字，这不同于中国宋代发明的活字。 广智书局出版的《世界近世史》则是另一个明显例子。在该书第一编近世之发端中第一章“新地之发见及两洋之交通”中如此表述： 中世之末，欧洲所发明之大事有三，一曰火药，二曰印刷，三曰罗盘。然此三者，实本于中国，而流入于欧洲者也。就印刷一事言之，唐时既有版本(时即10世纪)，即活版亦起子明中叶，其后传至欧洲。其制日巧，其用日广，遂一变社会之精神，驯至近世之盛运……印刷之法既行，则无抄写之劳，一人之思想可通于千万人，一部之稿本可化为千万部。从前之奇书珍本，一发而播诸天下，其裨益于人智进步，岂少也哉!如文学复兴，实赖印刷术之发明也。④ 且不论此处“活版亦起于明中叶”的说法是否适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处的表述不但将欧洲人所谓的三大发明导源于中国，更是明确将西方活版印刷术归因于中国印刷术向西方的传播。该书亦在第二章“学问复兴”中，专门强调印刷术之于欧洲学术的意义：“至16世纪，希腊、罗马之文物，粲然复放其光芒，加以印刷之术日赴精巧，学者欲购典籍，不若前此之艰难。”⑤ 值得注意的是，该段论述后还有梁启超所加“案语”(并未见有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注意该书按语为梁启超所加)： 案近世言西学者，每以为西国之所以强，全在于工艺。观是可以废然返矣!夫工艺之影响于国运者，孰有过于此三者乎?而顾皆出于中国，中国本有之而不能食其利也。如彼西人剽窃之，而神其用也。……彼希腊之学术，罗马之法律，亚刺伯之科学，皆近世欧人所取之，以致富强者也。而彼数国者，今皆黯然矣!⑥ 另外，类似观点梁启超在多处都有所流露⑦，如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就指出： 于近世欧洲文明进步最有大功者，曰罗盘针，借以航海觅地；曰火器，借以强兵卫国；曰印书术，借以流通思想，开广民智。而此三者，皆非欧洲人所能自发明，彼实学之于阿剌伯，而阿剌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⑧ 梁启超这里的发挥，固然有“礼失而求诸野”和西学中源思维的影响，但实际已经开启了后来中国印刷史与通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强调及建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罗盘，均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式历史叙述，三大发明对欧洲和后来世界的功劳越大，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贡献越大，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只因不善于使用祖先的遗产，没有积极追求印刷现代化，致使“西人”“剽窃之，而神其用”。很明显可以看出，此种模式的表述和历史记忆建构有意无意忽略或无视了此“三大发明”的西方语境，乃至促成三大发明发挥效力的社会条件，这在后来者援引卡特著作、英国哲学家培根以及马克思的相关表述时，有更行露骨的断章取义(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