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xzli@cass.org.cn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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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在宣统三年(1911)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如张謇所慨叹:“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①时人将太平军攻破武昌时官绅效忠清廷的情形与武昌起义之后各自“奔逃”的现象对照说:“咸丰壬子武昌之失,抚臣而下司道府县全城殉难,绅民之死者更不可数计。此无他,将吏知死官之义,士民报作育之隆。由死节之多,即可决恢复之易。今武昌之陷,奔逃迭报,殉节罕闻。此我国之大耻也。”②清朝遗老纂修的《清史稿》则直接归罪于地方督抚,谓:“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③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也多判断各省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而少有效忠清王朝者,笔者也不例外。在清代,总督与巡抚号称封疆大吏,对于维护地方统治至为关键。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督抚究竟如何反应?湖广总督瑞澂逃跑,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杀,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是人所熟知的典型事例。然而,他们是否可以代表数十位督抚的群体面相?各省督抚的个性差异又如何体现?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进退与清末新政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督抚任职概观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里通过对武昌起义以后地方督抚群体构成的几项基本因素进行统计,包括各省督抚的总体人数及其出身背景、旗汉比例等方面,以期分析该时期地方督抚群体结构的一般情形。

      清代政区经过不断调整,除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外,最终形成22行省计9总督14巡抚的格局。在这22行省中,江苏有两个行政中心——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余省份均各驻一总督或巡抚,完全避免了督抚同城的局面。④清代督抚任职方式大致有实授、署理与护理三种情形。尽管性质不一,但都是实际主政者,故本文拟一并统计。武昌起义以后任职地方督抚者到底有多少人,具体统计如表1:

      

      资料来源:(1)魏秀梅编:《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2)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3)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5)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7)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8)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9)赵尔巽等:《清史稿》;(10)朱彭寿编著,朱鳌、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纪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各表资料来源相同,不再一一说明。

      表1所列43位督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武昌起义爆发时在职的督抚,有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张鸣岐、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陆钟琦、河南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杨文鼎与护陕西巡抚钱能训、新疆巡抚袁大化、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骏、湖南巡抚余诚格、广西巡抚沈秉堃、贵州巡抚沈瑜庆、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共计24人。二为武昌起义以后新任职的督抚,有署直隶总督张镇芳,护两江总督张勋,湖广总督袁世凯、魏光焘、王士珍(署)、段芝贵(护)、段祺瑞(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端方(署),安徽巡抚张怀芝,山东巡抚胡建枢、张广建(署),山西巡抚吴禄贞(署)、张锡銮、李盛铎(署),河南巡抚齐耀琳,署陕西巡抚升允,署湖南巡抚朱益睿、署黑龙江巡抚宋小濂,共计19人。新任职的督抚,除常规任命以外,尚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起用旧臣,如袁世凯、魏光焘、岑春煊、端方、升允,均曾任总督重臣;二是重用新锐,如王士珍、段芝贵、段祺瑞、张怀芝、吴禄贞,都是北洋武备学堂或留日士官学校学生出身,并曾任新军统制。另外,行伍出身的张勋以江南提督护理两江总督,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清代仕宦论出身,一般有正途与异途之分。正途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举人、贡生等高级学衔或由世袭特权获得荫生的功名而入仕的途径;异途是通过捐纳获得监生的功名或因军功而入仕的途径,如具有生员等低级学衔及未能进学的文童(即俊秀)和行伍出身者,也可以通过捐纳或军功获得官职,这些当然都在异途之列。⑤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便有出身新式学堂学生或留学生者入仕,不在传统正途、异途之列,姑名之曰新途。武昌起义以后地方督抚出身背景统计如表2:

      

      据表2,武昌起义时在职督抚24人中,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等正途出身者有19人,占总数的79.2%。有学者统计,19世纪最后40年即1860—1900年,总督正途出身者占78.3%,巡抚为77.1%。⑥显然,这时督抚正途出身者与此前大致相当。正途出身者,尤其是具有进士、举人等高级学衔者,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濡染,其忠孝节义观念颇值得注意。武昌起义以后新任督抚的出身背景则有显著的变化,正途骤减至42.2%,异途增至31.6%,尤其是另有新途出身者26.3%,其中有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段芝贵、王士珍、段祺瑞、张怀芝和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的吴禄贞。段芝贵等新途出身者都曾任新军统制,加上行伍出身的江南提督张勋,均被清政府任命为业已光复的省份的督抚,对于清政府来说虽多少有点不由自主的意味,但军人势力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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