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拜上帝:“师夷长技”以“称帝”

——兼析政治宗教的独裁本质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平心而论,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之长技”,洪秀全的“拜上帝”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洪秀全利用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知识附会上帝,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追求当中,把政治化的宗教与其反清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建了反映广大农民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国”理论,从而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迅速向专制独裁转化;公有制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又使层层官吏贪污中饱;洪秀全在建立唯一真神掩盖下的帝王大业的过程中异化到了反面。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化的政治,再加之理想化的空想,促洪秀全的空想转眼化作泡沫。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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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3-0133-06

      “师夷”是鸦片战争前后30年间探求世界、巩固国防和重新认识西方的产物,由此建构起中学、西学融会与重构的新型平台,促进了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或曰现代转换。全面考量那时“师夷”的主张与实践,包含“师长技”、“采西学”、“拜上帝”三个不同层面。“长技”较多在军事方面,“西学”集中体现在科技领域,“拜上帝”则借宗教以改朝换代。魏源的“师长技”与冯桂芬的“采西学”,内涵和外延颇为相似,是民族矛盾尖锐和“防夷”、“制夷”的能动反映,仅在具体表述和侧重点上略有区别。洪秀全的“拜上帝”则不同,是阶级压迫深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旨在“仿夷”,聚众反清,创立新朝。魏源和冯桂芬表达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洪秀全代表的是穷苦民众的不满和诉求。通过移植和改造上帝,洪秀全以“天国”的幻想容纳了中国贫苦百姓几千年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以宗教政治化建构严密的独裁专制。理想主义和政治宗教经历了一次实实在在、触目惊心的演绎,留下的历史思索极其沉重,但不乏启迪。

      一、附会基督与唯我独尊

      如史所载,在洪秀全拜上帝之前,基督教已经三次入华,但收效甚微。鸦片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则有明显的不同。天朝在战争的威慑下,切实领略了西方文化的强势,了解西方与民族存亡、国家安定联系在了一起,一些先行者已经主动和来华的传教士打交道,初步改变了前三次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人数、方法和信众远非前三次所比,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扩张政策的实施,基督教强力向华推进,不仅传教士大量入华,而且传教的策略水平有所提升。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奉行迎合与适应中华文化的传教策略,效果显著。在马礼逊的精心培养下,梁发成为第一位华人传教士。1836年,梁发在广州将自己编印的宣传基督教的简明读本《劝世良言》,送与洪秀全,从此与上帝结下了不解之缘。

      1836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考试惨败后认真阅读《劝世良言》,“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世快乐之希望”。①1843年,第四次科考落榜后,科举成名绝望,洪秀全才一心拜上帝。他与冯云山一起研读《圣经》,拜传教士学习基督教的理论,了解各种礼仪和教规,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过从甚密。从此,洪秀全、冯云山找到一片新天地,凝结出一个新理想,决心将虚幻中的上帝天国移植到实在的人间。

      就洪秀全、冯云山的知识结构、宗教素养和对西方的了解,让其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经过几代哲人完成的博大的《圣经》,颇难。他们基本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以乡村私塾教师所具有的才识和价值判断,结合其反清起义的政治目的,望文生义,解构基督。洪秀全通过《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和《原道救世歌》等,塑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所理解的皇上帝。他认为“大而无外谓之皇,超乎万权谓之上,主宰天地人万物谓之帝”。②这个皇上帝创造天地③,左右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唯一真神”,其他诸神和民间鬼怪皆是妖,清朝则是最大的“清妖”,皇上帝肯定会消灭它。“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④洪秀全还把数年前大病40多天的事,加以演绎,称其上天堂面见上帝,被封为上帝之次子,即“太子”耶稣之弟,并随上帝一起激战妖魔,从“三十三层天逐层战下”,一直战到“凡间这重天”。洪秀全的这些释论,半源于《圣经》,半为主观建构。在基督教里,上帝前并无“皇”字,也没有“上”和“帝”的解释,更不准任何俗人跑到天堂与上帝对话并协助工作,战“妖”的说法也纯属臆造。耶稣为“太子”和自封其为上帝次子之说,更是洪秀全的编排。至于“三十三重天”的说法,为道教、佛教用语,《圣经》绝无。有趣的是,太平天国还为这种臆造而自豪,杨秀清在接见西方传教士时曾得意地问他们:“有人识得天上有几重天否?”“有人识得天上头顶重天是何样否?”⑤这些传教士被弄得一头雾水,哭笑不得。为了论证皇上帝为中国人所共有,洪秀全还借用夏商时期中国人曾经崇拜过“上帝”的宗教观念,来论证上帝本来就是华人的唯一真神。《天情条理书》中讲:“《书》曰‘肆类于上帝’,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诗》曰‘昭示上帝’,又曰‘克配上帝’。《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⑥的确,中国人在形成对“天”的崇拜之前,曾视“上帝”至高无上,但此“上帝”非基督教所言之上帝。洪秀全的用意,一方面要说明上帝在中国早已有之,太平天国的崇拜与推崇,无非是继承先民,弘扬传统,无可非议;另一方面,既然前辈信过上帝,信众自然有一种亲切感,洪秀全所推崇的洋上帝,即使是金发碧眼,古代中国人也曾深信过,也就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必排斥。从这种牵强附会的推演出发,甚至附会出“上帝原来是老亲”的说教,还将“耶和华”的“华”与中华的“华”等同视之,论证耶和华和华人关系密切,是中国人的唯一真神。洪秀全的这一番理论推导,不管其主观意识到与否,在确立皇上帝至高、至上、至尊地位的同时,也使其代表上帝的“驱妖反清”,具有了神圣性、正义性和权威性,他则借助神的力量、神的话语、神的精神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指挥民众,通过上帝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上帝的次子下凡,洪秀全就成了现实生活中能够代表上帝的惟一真神,他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真理的化身。对神的不可怀疑和绝对服从,在实际操作中就变成了对洪秀全的不可怀疑和绝对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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