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4-0089-10 辛亥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即是说，要解决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但同时，革命者亦须面对如何对外的问题。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背景，是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正是来自于那些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但这些国家和革命的对象清政府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共同的利益。这种纠缠交错的关系，使得辛亥革命后的革命党人须对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作为在辛亥革命后与各种恶势力进行长期奋战的革命家，在思想上和现实中，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他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体系。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1]本文也希望对此略作探讨。 一、“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思考国际关系的突出表现，就是用“王道”和“大同”来形容或概括他对理想的国际关系的追求。1924年，他在日本神户发表了一次演说，用“王道”和“霸道”来概括东西方的国际观念。其演说辞谓，西方国家“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就是霸道的文化”。他还指出，“自欧洲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这种霸道文化是东方人“向来轻视”的，因为在东方，“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2] 从这次演说来看，孙中山东、西方文化一褒一贬的态度，可谓相当分明。 论者或可从他发表这次演说的时间，来阐释他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其时，经历过血淋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其文化之价值已引起思想文化界广泛的质疑，东方的思想者亦开始对其昔日敬畏有加的西方产生怀疑。作为南方革命政权领袖的孙中山，又在一连串实际的政治纠葛中，与列强之间产生尖锐的冲突，屡受压抑，对后者依仗“洋枪洋炮”对其革命事业进行恫吓和阻挠的“武力的文化”，可谓有切肤之痛。利用在神户的演说来对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行痛斥，对孙中山来说成为一种自然的政治立场。 然而，孙中山在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并非始自此时。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他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表了如下政见： 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倖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3] 这是他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的对外政策宣言。孙中山将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当做中华民国立国的理想和原则之一。而“大同”正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政治理想。很明显，孙中山在此论述的“大同”，主要是指建立和谐的国家关系，与康有为的《大同书》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宗旨不同，与他后来所提倡的“王道”思想则基本上是吻合的。 孙中山也认识到，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首先必须争取民族平等的地位，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应摆脱受侵略、受欺凌的境地，与诸强国(即“文明国”)享有同样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进而发挥中华民族的作用，推动大同之世的来临。孙中山所说的“循序以进”的原则，表明他在阐明一种崇高理想的同时，也没有无视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4天后，孙中山又发表了《对外宣言书》。他在这篇通告世界各国的文献中再次宣告：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高最大之任务，实无过于此。[4] 这里所表述的立场，与上引就职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谓“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从孙中山这段时间的有关言论来看，即指实现世界大同。 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之际，发表卸职演说。这篇解职辞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有关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天职，“即是促进世界的和平。此促进世界的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前途之目的。依此种目的而进行，即是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况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势。……现在世界上立国百有数十，雄强相处，难保不有战争发生。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 他提出：“望贵院各位参议员与将来政府，勉励人民，同尽天职，使中华民国从今而后，得享文明之进行，使世界舞台从今而后得享和平之幸福。”[5]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这篇解职辞里，已经将“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的中国，与“雄强相处”、“难保不有战争发生”的国际关系现实，作了比较明确的区分，表达了对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批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