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4-0140-09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①，是一本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力作，有许多新的发现。其中，他在书中指出，虽然在19世纪的上海，古腾堡印刷术即被引进使用，但是发明者古腾堡本人的名字在中国却不彰显，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著名的词典里都没有收录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德文拼法为Johann，英文中经常被拼为John，其全名为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的名字。之后，古腾堡的名字才开始在中国印刷史著作中频频出现，但这同彰显中国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关键地位连在一起，其形象在不断因时而变，往往强调的是古腾堡印刷术的中国渊源。他认为此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正反映了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向西方的传播》一书的影响。②芮哲非认为，该书在1925年出版后，因其表彰中国印刷术的悠久历史和对世界印刷史的巨大贡献，迅速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进而影响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印刷史书写。③ 芮哲非这里的观点大体不错，但也存有不少可待补充完善之处，他尤为忽略了日本因素的影响，以及古腾堡在清末民初被认知与接受的情况。④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对于欧洲乃至后来整个世界的影响巨大。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而将古腾堡印刷术的渊源回溯到中国，并不始自20年代和美国学者卡特的著作。事实上，古腾堡这个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呈现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晚清时已经被广泛认知，并体现在时人的历史书写中，特别是关于西洋史和印刷史的书写中。 在向中国人介绍古腾堡印刷术的过程中，传教士可以说有开辟之功，多位传教士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在来华传教士主编的推广西学杂志《中西闻见录》中，就有明确提及古腾堡(固丁普)的论述： 泰西以活字版印书，由德国固丁普者，于明景泰间创作。法用铅合俺的摩尼(亦铅属)铸字，盖他物热则涨、冷则缩，独此物冷而能涨，俟冷则涨满模中，用能字画清晰，可经数年，绝不模糊。若或损坏朽旧，则重化之入模，便成新版。其印书之法以机压之，勿论大小长短，一压即成……⑤ 可以说，该文的介绍相当准确，它详细介绍了古腾堡印刷术的方法，特别是其活字构成及压印特征，这也是古腾堡活字区别于毕昇活字的关键所在，而且文后还附有“新造印书机”的图片。 另外，传教士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主持的儿童刊物《小孩月报》中，也有文章提及古腾堡印刷术，其中还说及该发明对人们阅读的影响： 照录圣会史记，1440年，在日耳曼国，有一位人，名姑嫡补约翰，新造出印书之法，初用木板，后用铜板，所以读书比以前最容易。不止读书的人得有此书，连众人也可以得查考，因此读书的人比从前加多。⑥ 稍后，在范约翰主持的《画图新报》上，也发表有文章介绍活字版的情况，其中明确提及古腾堡的生平，还戏剧化地叙述了古腾堡印刷术发明的一些情况，包括之后与同业“福司脱约翰”的合作及争端。⑦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在《万国通鉴》中，也介绍了古腾堡印刷术及其发明意义： 耶稣后一千三四百年，欧罗巴各国多有人创做奇巧妙物，参思格致之理，所以各国事体振兴，与前大不相牟矣！有以大利人法非欧周伊阿者，创造指南针……至一千四百四十年，有人制造火药，枪炮由兴，对垒交锋，胜于刀剑。有革滩布革约翰者，创造印书妙法，先用木板，次用铅板。按以前之书籍，全是抄本，是以价值昂贵，富家方可购买，寒士即不能读书识字矣。嗣后印书法出，各处皆有书籍，而工省价廉，人人可获，文字学业，由此蔚然兴起也。⑧ 约瑟(Joseph Edkins)在回顾欧洲印刷史的时候，也提到了古腾堡的贡献。⑨ 传教士及其周围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托杂志和西学书籍对欧洲印刷术的这些介绍，不同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其作品的中国读者，尽管目前还没有材料来揭示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他们率先将古腾堡引介到中国的贡献，却不应为我们无视。 清朝派往西欧各国的使节所记日记，描写的多是西洋情事，其中也有涉及对古腾堡的表述，尽管略显简单。像郭嵩焘在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参观了伦敦塞尔里布来申会后，了解了英国活字印刷术的情况及其来源，在日记中明确认为古腾堡为活字版的发明者：“活字板创自日耳曼人古登伯尔克，英国用其法印书，则自达尔斯登始也……”⑩郭嵩焘的部下李凤苞随后奉命出使德国，于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78年11月15日)，受邀访问柏林德国图书馆，参观了珍本库及古腾堡所印《圣经》：“次到大书厅，排列古时写本，以玻璃匣函之。有希腊古书，以楷书字母连贯，而无段落；有始为聚珍板之古登白克所印第一书，亦羊皮为之；回部之哥仑经，写作八边形式。”(11)除了郭嵩焘的出使日记遭遇“奉旨毁板”，可能在当时流传不广外，其他使臣的驻外日记，包括李凤苞的日记，都要“奉旨”公开出版，俾便士林阅读。不期然，李凤苞日记中的这个记载就为稍后的文廷式阅读、引用，其中，文廷式还特别引录了李凤苞参观珍本库的记载，(12)可惜的是，文廷式对此并没有多加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