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2-0115-13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小生产者为主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中俄两国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使中国容易产生中国式的民粹主义，而且容易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胡绳指出：“20年代的中国，存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即指在中国面临外来冲击和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压力下，忽视生产力发展因素，希望通过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力量，否定不合情理的社会制度，以绝对平均主义方式消灭封建剥削，以简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直接进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思想主张。”①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本文重点对辛亥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及特点进行宏观考察，分析刘师培的无政府民粹主义与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弄清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通过分析孙中山及章太炎的民粹主义思想，揭示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特征。 一 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互相交织在一起，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代表，故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始终纠缠在一起。民粹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无政府主义，但清末民初中国人所称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名词，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均被冠以“民粹主义”的总名。故当它们在清末民初从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之后，同样未做明确的界限，实质上仍是俄国的民粹主义。② 辛亥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纯粹欧洲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更多的是含有俄国民粹主义意味的“无政府主义”，故可名之曰无政府民粹主义。《天义报》和《新世纪》是辛亥革命前传播无政府民粹主义的主要刊物。《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江苏》、《民报》、《复报》、《苏报》、《衡报》和《神州女报》等刊物也介绍过俄国民粹主义。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之革命外，兼提倡各族经济诸革命。”③尽管它大量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同时认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④故这种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实际上更倾向于俄国民粹主义。李石曾、吴稚晖等留法学生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虽然介绍了普鲁东、巴枯宁、施蒂纳等人的无政府主义，但更多的是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民粹主义影响。刘师培、李石曾等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民粹主义，是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反映了部分革命党人试图“另筹革命之方”、另辟革命之途径之意向。 刘师培等人虽然在反清革命问题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基本一致，但对推翻清政府统治后建立的国家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孙中山主张在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而刘师培等人则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弊端，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批评，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刘师培在对托尔斯泰《俄国革命之旨趣》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欧人之善于革命，此必当效法者也。欧人革命之目的及结果，此不必效法者也。何则？欧人之革命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故凡革命后进之国，均当引为殷鉴，而另筹革命之方。”在他看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民主共和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实际性利益，人民仍然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这样的革命只是“以暴易暴”而已。他诘难道：“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则试观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工其贫困又若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⑤ 因此，“革命后起”之中国是断乎不能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老路的，而应“另筹革命之方”，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看来，“于倾覆政府后，不立政府，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含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俱欲一扫而荡平之。”⑥既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阶级、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也就消灭了一切强权。到那时“无尊卑之辨，无贵贱之殊，无贫富之分，无强弱之别，无智愚之论，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无利害。营营而作，熙熙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游”，人类将实现“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⑦达到无中心、无畛域、无国家的境地：“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故可无国家”，从而建立“人类平等，种色莫辨”的大同社会。 俄国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村社自治”，用各级“村社联盟”取代专制政府，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政府”，各级“村社联盟”便是他们理想中的政府；而刘师培等人则根本不要国家，不要政府，进而主张无婚姻、无家庭、“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故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要比俄国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更为偏激、更为彻底。正因如此，他们不赞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他们斥责民族主义是“特希冀代满人握政治权耳”，“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则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同。”⑧他们着力揭露资产阶级选举法、议会制与共和制的虚伪性，指出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谓为平民之敌”、“专制政体之变相”；“使此制而果行于中国，吾人亦视为大敌。”⑨他们攻击“民生主义”时指出：“土地既为国有，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则必有执政之人耶，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⑩故平均地权实乃愚民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