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的兴起

——以严复为例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文生,男,湖北建始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严复由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充满艰辛。他早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具有良好的西学背景,但这也使他丧失了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传统主流知识社会的可能。戊戌维新的发生,为严复的西学知识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经历了甲午战败、戊戌维新失败等事件的冲击之后,严复对于传统政治体系彻底失望,这也成为他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契机,最终他在译书和传播西学中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他对于版权的提倡和实践,使他最终转变成一位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 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2)02-0066-06

      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的兴起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讨论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从特定角度来说也就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问题。本文主要选取严复这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进行个案分析,以期能够反映出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型知识分子转换的复杂历程。

      一、严复的士大夫之梦及其破灭

      在戊戌维新之前,严复一直都处于边缘知识分子的地位。严复在青年时代由于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不得不投考了福州船政学堂,从此接受西学教育,此后又有机会留学英国,这种教育经历虽然造就了他日后成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资本,但是也使得严复从此游离于科举考试体系之外,无法完成传统士人最为看重的科举功名,从而使严复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融入当时知识阶层的主流。在那个仕进讲求出身的时代,这也注定严复在政治方面难有更大的作为。

      严复虽然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充任总教习之职,但这也改变不了他的边缘化地位。他对此十分苦恼,在《送陈彤卣归闽》一诗中,有“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一句[1]361,表达了自己不被人识的苦闷。严复的长子严璩记载严复在1885年时的处境时也说:“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2]1547不过严复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他曾先后4次参加乡试,都一无所获。

      严复觉得自己居于边缘,那么洋务运动时期居于主流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言以蔽之,在舆论上是所谓清流党占据主流,在政治上是洋务派占据主流,二者一在京,一在野。清流党以李鸿藻、沈桂芬(二人均为军机大臣)为魁首,其成员大都是未掌握实权的京官,但这些人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3]272这种论调很迎合当时的士林风气,清流派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则掌握着政治实权,因此当时政坛就形成了清流派和洋务派互相牵制的格局。

      对于这个“主流”严复是十分清楚的,他认定自己的“边缘化”是因为非科班出身,因此他才在日后那样地执著于科举。但历次的科举失败带给他的只是无尽的伤心和失望。更为糟糕的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事业也很不如意。如果说,科举失意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不适合那个时代,而官场的失意则是由于他作为一位传统士人所具有的性格。传统读书人大都清高,讲求气节,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然他们内心里都有着极强的入世愿望和要求。因此传统士人都面临着在进入官僚体系与保持人格独立二者中的艰难选择。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严复身上。严复向往能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可是他的读书人性格制约着他的这种努力。由于没有科班出身的背景,决定了他只能托身于显贵的官僚,以得到他们的提拔,在清末的官场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果严复善于攀缘,未尝不能由此直上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主流,可是严复却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这样去做。

      严复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气节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更大发展。比如,李鸿章提拔严复当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本是“知遇之恩”,可是严复似乎并不懂得怎样去逢迎这位顶头上司,他甚至不知道常去李鸿章府上走走有利于融洽彼此之间关系的道理,在给自己的四弟观澜写信时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有好处,大奇大奇!”[4]730对于严复的才能,李鸿章是赏识的,不然李鸿章也不会任命严复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并于1890年提拔他当了学堂总办,两年后,严复又以“海军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录用。”[2]548从此严复有了相当于正四品的道员身份,对于普通士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不过严复始终没有走进李鸿章的关系圈的核心层中去,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层隔膜。这层隔膜一方面是由于严复身上洗不尽的书生气,他不愿去趋炎附势,丢不掉士人的矜持和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与封建官僚集团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无法认同李鸿章以办北洋水师为名而培植私党的行为,他和这个集团有着天然的隔阂。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严复与李鸿章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在这场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严复目睹了李鸿章集团是如何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置民族国家的命运于不顾的事实。他此后虽然没有离开北洋水师学堂,但他对于整个官场却失望透顶,并且生平第一次萌生了退意,他在给弟弟观澜的信中说:“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4]734

      就在严复苦闷无望之时,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序幕。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分水岭,以此为界,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尊新崇西的风潮。原先一直处于边缘的西学一下子被置于中心的地位,而中学则渐渐地走向了边缘。中西新旧在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烈的权势转移,这一转移对此后中国思想界的演进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①这次中西新旧的权势转移也意味着以中西新旧为知识背景的士人的命运的升降沉浮。对于严复这样以西学为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时势一下子就将严复推向了时代的中心。一直就不甘于边缘地位的严复终于找到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自然不会让这次机会丧失,他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抱负,而事实上,严复在整个戊戌维新中一直显得十分活跃,办报刊,译西书,发表大量见解深刻的政论文章。②严复凭借自己对西学的了解,很快就奠定了自己在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他翻译的《天演论》,风靡全国,几乎成了人人必读的畅销书。书中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史观,成为此后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历史观,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马克思主义史观取代。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