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

作 者:
丁健 

作者简介:
丁健,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安阳 455000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态度因时而变,尽管应诏即起,但是在督师前线问题上,却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一时在社会上引起诸多猜疑,其实背后却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准备;汉口、汉阳战役胜利后,袁世凯及时调整战略,实行妥协辅之以武力,力主南北和谈;但到政体选择的关键节点,又多少有些犹豫,而随着舆论的导向,局势的发展,最终赞同民主共和,顺应了时代潮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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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研究,有的夸大其能力,有的丑化其行为,唾骂者多,同情者少,持论并非公允。本文充分梳理当时的档案材料,转换研究视角,多以民众(这里指一般士绅和一般官员)认知为切入点,拟重新诠释袁世凯。其实,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不愿出山,相反出山的态度十分坚决,并做了相当的谋划,其中军事谋划是重中之重;出山后不是一意孤行地镇压革命党,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战略,由主战转为主和;在政治态度上,袁世凯也能顺应时代潮流,最终赞同民主共和,使辛亥革命达到一接近共赢的结局①。笔者才疏学浅,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还需方家指正。

      一 “不行不止,亦行亦止”

      以往关于袁世凯复出问题的研究,由于采用的多是当时的报纸舆论,原始的档案材料不多,所以离事实的真相还有一段距离,如今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公布和出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成熟②。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面对清廷重新起用的诏书,袁世凯并没有推诿,而是“应诏即起”③。袁世凯在复张镇芳信中就明确指出:“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④并对清室信誓旦旦,“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惟祝京师镇静,根本稳固,无论外省如何变乱,均尚可图也”⑤。袁氏之“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其实,北洋集团内部在袁出山一事上,确有争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袁克定、王锡彤、杨度等,劝袁不必应命。关于此事,曾为庆袁世凯寿滞留未走的王锡彤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二十一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皇皇然,群以为袁公必将起用。二十二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庆王派阮斗瞻(阮中枢)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惟余与云台(袁克定)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一派为赵秉钧、张锡銮等,主张应命而起,赵并进京为袁张罗一切,特别是维持京师治安方面,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倪嗣冲、张一麐等却更离谱,竟劝袁乘机称帝。面对此景,袁世凯力排众议,并打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⑥的口号。

      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使得北洋内部变得逐渐团结,它不仅是袁氏在没有充分掌握政府与革命党之间斗争内幕情况下的当机立断,也是其本能的反应。旧时的官民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袁世凯此种表态,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其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统一了内部思想,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其次,有利于打消清廷对其的疑忌,得到清廷的信任。因为袁世凯起用时清廷内部意见并非一致,当时载涛就有督师前线的打算,但由于其没有军事阅历,被载沣、奕劻阻止⑦。再说从武昌起义到下诏起用袁是有一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信任袁氏的话,便没有必要往后拖的道理。最后,有利于联络各省督抚,当时各省督抚忠清的仍占多数,同时也能获得忠清官僚的好感。

      当然,袁氏之所以勇于出山,并表现出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态度,是因为:第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当时价值导向上,忠君仍是主流观念,再说袁世凯世代仕清,其不愿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快,相比之下,袁氏此种思想便显得落后和陈旧了,这是后话。袁世凯不能一开始就做将来的事,我们也不能苛求他,那是时代的局限,处此境地的人远未有后来论史者超脱。第二,如果袁世凯不出山,恰恰正证明了袁的小气,他也有可能落为不敢出山的笑柄,一直做事精明的袁氏此时岂能糊涂!第三,袁世凯再起,对袁世凯和其家族来说,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尽管三年前的旧景历历在目,或存有几多伤感,但如今价值又重新得到了体现。朝廷呼之愈急愈切,却能说明袁世凯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之大。

      有必要指出,袁世凯出山的时间,与督师前线的时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袁世凯迟迟未赴前线督师误为不愿出山的表现。而这却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

      但是,从袁世凯接诏即起,到九月初九(阴历)袁世凯动身督师前线,将近二十天。这二十天里,袁氏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即是“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看似消极应对,其实背后却是积极筹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袁世凯复杂的心态。即不得不小心从事,静观时变,等待时机。一方面要取信于清室,一方面需应对革命党,取信清室就得赶赴前线,即“行”,应对革命党就要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要“止”,但是,对二者又不能操之过急,结果便留给人们“不行不止,亦行亦止”的印象。

      当时的舆论就指出:“袁项城既起用矣,应诏出山,力疾从戎,亦既许身报国矣,然终迟迟其行而不为剑,屡呈者何也?是岂以名将之裔而犹有惧敌之思与(欤);或深悉其事不易遽平,而又有畏难之意与(欤);或以国家急而用我,事平之后难免摈斥,故预怀鸟尽弓藏之感与(欤);抑深见夫兵权之不划一,兵自为战,将自为谋,义不相属,终归于无成与(欤)。以上种种之心理何是何非,未敢解决,惟最后一说,差为得之。今日项城之所以不行不止,亦行亦止,於用行之时,而预定舍藏之约者,无他焉,以兵权之不划一也,兵权之不划一,则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此项城之所以阴怀退志也。”⑧事实也正如此,深谙军事之道的袁世凯,知前线督师并非一般之举,否则将“师出必至于无功,将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为此,必须进行一番布置筹划。

      第一,等待清廷赋予前线统一之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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