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19-08 周学熙，乳名元瑞，字辑之，号定吾，六十岁以后别号止庵，又号松云居士，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官僚家庭出身。周氏为清光绪年间举人，历任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后擢升直隶按察使、农工商部丞参；民国初年，曾两度官居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周氏是由官员实业家转变为商人实业家的。清末民初，他先后创办近二十家民办和官民合办近代企业，其中，有的企业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如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永宁保险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及久安信托公司等，形成了一个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周学熙实业集团，周氏由此成为我国北方实业巨子。在近代中国实业界，因周与南方实业巨擘、江苏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齐名，被戏称为“南张北周”。 1900年庚子兵燹，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列强对津埠大肆烧杀劫掠，百业凋零，金融业遭遇尤惨，当时津城官民办的“银钱号三百余家、票号三十多处”[1](pp.3～4)，如同其他市肆、民宅一样，均被抢劫一空，造成“百业摧残，钱业之倒闭者约百余家，此为钱业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击”[2](p.3)。尤其是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致使制钱停铸。国内不法金融之徒趁火打劫将原制钱熔销出洋或化官钱铸沙钱，津市银根竭蹶，沙钱充斥，商业萧条，物价升腾，民不聊生。同时，由于清廷支付“庚子赔款”，国库罄尽。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曾奏请清廷为天津“拨银数百万两维持市面”，但户部“无款可拨”[3](p.115)。地方还要负担清廷分配的以抵赔款之不足的摊款，天津已沦为财匮民穷之地。1902年，周学熙到津受札委总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初名平市官银号)。1903年，周作为地方官吏有幸东渡日本专门考察“工商币制”长达两个月，亲身感悟到了“金融机关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4](p.27)的真谛，这使他成为我国较早接受资本主义金融思想的封建官僚之一，也促使他对一手创办的两个孪生封建官办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近代资本银行色彩的改革举措。本文试就这一少有现象做一探究，以期揭示周氏这些改革举措，虽发生在地方机构，但在20世纪初，为整肃津埠及华北金融秩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推动封建金融业的近代化却发挥了“超地方”的作用，在我国近代金融转型史上具有一定影响。 一、两个金融机构运用近代银行职能，平抑了津埠“钱荒”和津京地区的银钱市价波动 (一)两个金融机构“尽铸尽放”铜元，匡助了津埠地区罕见的“钱荒”。为“赶速筹铸铜元”，救助津埠地区“钱荒”。1902年7月，周学熙上任伊始就着手在无厂房、无设备、无资本、无机匠的“四无”情况下创办银元局(含铸币厂，下同)。没有厂房，就庀工鸠材，择定一个佛教大悲院的废墟上建设；没有设备，就拆卸被八国联军毁坏的修械厂和造币厂的旧机器加以改造使用；没有铸本，就息借商款银1169464余两[5](p.5)；没有机匠，就礼聘他的岳父(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在旅大督修船坞时的技术人员李祥光等人。为了“鼓铸之成功”，周经过“精心构思”，召集工匠日夜开工，仅用72天，就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其规格、价值可抵制钱十文、五文和二十文三种。“因诧其神速”，周被袁世凯“推为当代奇才”。1903年4月，周不满足于“二年以来，渐臻成效第，制钱奇拙，铜元行销日广，核计所出，仅足以供给津埠”[6](p.20)的目的，在当时铜价暴涨，铸造铜币已不能获利的情况下，依然开辟“尽铸”渠道。为“加工添铸”铜元，提高铸币质量，周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在原铸币厂基础上购置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铸币设备——美制铸币机；二是面向社会“招选新徒二百名”[7](p.107)，采取从老厂抽调熟手，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掌握新设备的匠徒；三是，为严格考核新老厂员司、匠徒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订生产指标，实行量化管理。“将各厂分别日期先后，酌定正工加工数目，严饬各该厂员司、匠目认真督率办理”[8](p.7)。并按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奖惩。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由原日产铜元330600枚剧增到一倍以上[8](p.7)。为“尽放”铜元，周创办的另一个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将北洋银元局拨解来的全部铜元，会同司道与商务公所，遴选殷实可信钱铺40家，“取具连环保结承领”，通过他们直投市肆，以“接济市面”。当时商民苦于流通制钱匮乏，见银元局所铸铜元小巧玲珑、式样新颖、携带方便，咸乐于使用。两个金融机构“尽铸尽放”铜元，迅速扭转了津埠“钱荒”局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同时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到1907年“尽放”区域由津扩大到京、保、鲁、晋、奉(辽)、吉、蒙等三十二个省市。 (二)两个金融机构以信用为依托的职能传导，平抑了津京地区银钱市价波动。周学熙创办北洋银元局在迅速扭转了津埠“钱荒”局面同时，也因管理精善，获利浩巨。北洋银元局自开办起至1907年3月止，总获利银1934631两[9](p.907)。重利所在，趋之若鹜。于是各省督、抚纷纷建局开铸铜元，于是出现了竞相滥铸铜元现象。当时受来自埠外“质杂、价贱”铜元的冲击和银贵钱贱影响，造成北洋铜元在市面“壅积塞滞”，银价上涨，铜元贬值。一是江浙铜元行销。浙江巡抚聂缉规鼓铸铜元，为广筹销路，以厚利吸引商人持银领兑铜元，并发放护照，经海上和陆路行销天津和别省。二是韩国铜元私入。日本侵略朝鲜后，强行以本国镍铜币替代韩国红铜元流通，“韩国每一银洋换红铜二百数十枚”。而“每二十白镍当银洋一元”[10](p.7)，照此换算，200个韩铸红铜元只能兑换20个日本镍钱。由于韩铸红铜元与我北洋当十红铜元相似，韩商为逃避亏损，与沿海华商勾结，将韩国红铜元私运入我烟台、上海、盐城等地，并源源涌入津门。与“中国新铸当十红铜搀杂混用，每百枚换洋一元。较之在韩二百数十枚，其利倍蓰有余”[10](p.7)。三是银贵钱贱。银价上涨，北洋铜元贬值。清代实行银与钱并用、大件商品支出以银为主的制度。受此影响，商民常常以铜钱到钱铺(摊)兑换银两，蒙受“贴水”之盘剥。清初，钱与银的比价基本是每10文当银1分，1000文当银1两。钱对银每千文“贴水”率为30%～50%。到了清末，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为补偿贸易差额外流白银竟达一亿两之多[11](p.6)，导致了“内地银两短绌，银贵钱贱”现象。直隶银价暴涨，1600文兑换银1两。“贴水”率也增到100%，甚至200%。银价高涨和钱价下跌扰乱了中国的货币流通，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就农民而言，他们出卖自己的血汗劳动得到的是铜钱，而完粮纳税则必须缴白银，以钱兑银则当十铜元尚不及六、七，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市商而言，进货支付以银计，而售货进款却是铜钱，一出一入亏折甚大；工人受害更甚，每人日获工资“小钱一个而不能及杂粮一斤”，而衣食、住房、赡老养小之费，皆取于此。鉴于当时江浙、韩国劣质铜元大量流入津埠，以及受银贵钱贱影响，引发了地区间银钱价此低彼昂的波动，如1903年，“京市每洋一元易铜元九十余枚，天津则换八十余枚”[9](p.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