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2)01-0005-14 义和团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对它的研究从来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可以想见这一事件及其震骇人心的回响对西方刺激之大，也就可以理解人们何以对它有持久不衰的兴趣。有意思的是，海外研究多关注义和团本身源流与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较少讨论战后中外关系的问题①。作为少数的例外，约翰·凯利(John.S.Kelly)以专书考察了辛丑条约的订立，重点则在检讨西方列强的谈判策略与具体政策[1]。菅野正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系列论文，至今仍是日文研究的代表作，当然贯穿其中的日本视角决定了相关论述的侧重面，且作者将清朝中央政府作为战时交涉的绝对主角，并无意探讨地方外交的问题[2]。中国台湾的王树槐、李国祁等人精深的专题性研究迄今未被超越，但限于畛域分野，仍无法全面勾勒中外交涉的实状②。大陆研究方面，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关系部分基本是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脉络展开的，我们对《辛丑条约》的知识，也更多从一些通论性著作中获得③。至于专题研究的状况，相对薄弱，在总结“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时，已有论者指出，“就辛丑和约而言，除了一些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侵华史等通史性著作有大同小异一般性的论述，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分量的专题论文”[3]④由出此言，至今又已经过了十年，而相关研究似仍未有明显进展。本文思路建立于检讨辛丑条约先行研究的一个倾向，即过于偏重讨论外国方面的情况。这在西方固然难免，国内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实际也存在这一问题，认为当时交涉无所谓谈判，基本由列强一手主导，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勾心斗角”与“分赃比赛”。相应的，研究主要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对外国提出的利权要求、彼此间妥协竞争，我们知道的较多，甚至比对清朝内部情况还多一点。清政府给人的形象似完全被动，没有发言权，实际情况如何呢？笔者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战后清朝参与交涉存在着多股力量，清政府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当时逃至西安的宫廷权威仍在，在北京奕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有法定权力参与和谈，各驻外公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这些力量如何各自发挥，彼此关系如何，形成的合力状态又如何，此种状况对清朝内政外交有何影响？解答所有这些问题，当然非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拟选取围绕惩治董福祥这一人物的具体交涉做一实证性考察，由此切入，略窥《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某些值得注意的面向。董福祥(1839，一作1840-1908年)，字星五，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集众响应，后降清，以军功累官至甘肃提督。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奉调防卫京师，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统领。庚子事起，部下士兵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甘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战后被外国指为“祸首”，解职归乡。作为近代西北地方的重要人物，董福祥相关研究非常丰富⑤。尤其他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多为人所瞩目，至于革职前后个人境遇的变化，薛正昌系列论文颇资参考⑥。吴相湘较早利用了清宫档案，讨论过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劾董”的相关情节[3]。近有网络作者利用新刊《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也注意到辛丑谈判中的“保董”问题⑦。不过，如尽量放宽视野，从“惩董”交涉看庚子后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这一课题无论在史料挖掘或意义阐发方面仍都有不小的开拓空间，本文即是这样的一次研究尝试。 一、战后董福祥的行踪及“惩祸”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那拉氏携光绪帝仓皇出逃。此前数日，甘军已从围攻使馆区的前沿阵地退下，董福祥奉旨出城迎敌。大兵当前，那拉氏临敌指挥显得慌乱失措，二十日(8月14日)转令刚出京的董福祥无论行抵何处，“仍将大队迅速带领回城，保守城池”[4](481)。实际上，甘军与联军前锋短暂接仗后，即迅速溃散，败退途次，董于良乡遇大学士、武卫军总统荣禄，二人联名具折奏报行踪，听候调遣，所部暂驻保定附近[4](484)。 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清廷自西逃后首次发声，宣谕“暂时巡幸山西”，同日下旨：“董福祥速带所部马队亲自赶赴行在，并酌分步队扼守获鹿、井陉。该提督威略素著，必能力肩重任，以图恢复。惟望星夜起程，来慰朕望，是为至要”[4](483)。八月初五日(8月29日)又谕：“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属整齐，此后每天启陛，著以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陛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4](518)那拉氏第一时间召董扈从，可见对其信任如故。十九日(9月12日)，谕董整饬队伍，于保定以西一线“扼要驻扎”，以卫宫廷后路，董复奏请将所部“悉数调集于行在左右数十里内外”，近宫廷求固宠之意显然[5](756)[4](589)。那拉氏态度又有所保留，只令其部驻扎由直入晋各要隘，至于队伍整顿，“只可更番抽调，分别淘汰、募补，未便全行调集”[4](590)。 甘军临战不利，军纪亦相当败坏。外省官员得到消息称：“洋兵逼近时曾命董出御敌，而所部出城即西行，沿途左右数十里焚掠，幸无人烟，直至晋境抢掠不已。挑衅骚扰，祸国殃民，咎实难辞。”[6](286)随扈诸臣耳闻目见，有起而奏劾者，如军机章京鲍心增奏言： 甘肃提督董福祥，忠勇敢战，临财亦廉，其所部甘军具骁悍之气，本可一战。乃东交民巷一役，以万人坐困一隅，伤亡精锐二千以外，得力营哨死者十数，其军由是不振。至杀日本翻译生与德国使臣，为国召患，皆甘军所为。又七月十八日受调出城，将南城车店与官宅搜夺一空，南城各京官当时不能随扈者，多由于此。兵气嚣张已甚，所由遇敌而败也。……请旨训诫董福祥，俾惕然自儆，从此整肃营规，务遵法纪，庶有勇进于知方，得兵之用而不受其兵之害矣。[4](633) 此奏章仍以“整肃”立言，尚未及追究罪责。当时清廷也有旨申令董福祥“整饬营规，严加约束”，避免骚扰情事，但问责问题远没有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