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2)－01－0058－10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的地方财源断绝，内阁运转困难。在统治危急、社会动荡的情势下，“爱国公债”应运而生。在宣统年间，亲贵①的腐败本已深受诟病，捐输问题又使他们成为舆论的焦点。既有关于辛亥革命期间亲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应对与清廷灭亡的关联，对亲贵捐输及其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意义尚无专门研究。②因而笔者拟深入探析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从中体察袁世凯北洋势力与亲贵们的应对及用心，进而透视是时清廷上层的政治样态。 一、清政府的财政困窘与社会恐慌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的地方财源因而断绝。同时，革命也引起了社会恐慌，10月14日，时任资政院议员的严复记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③其中，大多为在京的王公大臣，为保护身家计，他们纷纷将眷属迁往天津租界，甚至奉天。11月9日，严复又记道：“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④11月3日，《大公报》记道：“昨日京奉快车人为之满，其原因固由于奉人之归籍者不少，然头等客车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闻至车站时皆坐四轮马车，将簾放下，冀□为外人所窥见，一切举动颇形狼狈。”⑤另一方面，亲贵们又紧急地转移了财产。他们扮演着局势导向的角色，京城大小官员因而群起效仿。“传闻鄂警北来之次日，居政界首要之某亲贵即向大清银行提款数十万，往外国银行购买金镑金叶藏诸邸中。一人倡之，各亲贵从而效尤。无意识之满汉官吏见彼辈如此举动，以为大势已去，赶速取现以逃命，金融界因之大窘”。⑥ 《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亦详细地记述了亲贵们的反应：“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摄政王、庆亲王、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境困难。庆亲王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我在15日电讯中所报导的危机。”⑦在危机面前，亲贵们不是全力应对，共克时艰，却选择了携带家眷和财宝逃走，如此当权者恐难以消弭这场革命。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更加剧了清政府的困难。“中央财政异常困惫，度支部余款仅足支持四星期，大清银行银根亦已告匮，殆将荒闭，初六日经度支部解交三十万两，仅可勉强支持。”⑧ 在统治危急的情势下，11月初，清廷被迫起用曾被其罢黜的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能统帅北洋军镇压革命党人，使清廷渡过难关。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成立。但袁内阁成立后，亲贵官员的恐慌并未缓解。11月23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电文中写道：“目前，一种悲观者的语调显现在一切谕令中，很奇妙地，恰像是一个最后的王朝灭亡前的呻吟。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摄政王两兄弟已将妻子送到郊外山中的隐蔽处。北平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载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宗的牌位，纷纷逃离北平。”“据说有大量宫廷的宝物，已采取最后的办法，付诸拍卖。”⑨ 此时前方需款孔亟，内阁却筹措无所。而未独立的地方在危局下多力图自保而不愿协款。“闻日前曾电致河南巡抚，令其速筹军饷二十万两，拨赴前敌。讵日昨接到复电，竟称现豫库虽有余款，然尚须赴天津购军械子弹，无力可以借给军饷”。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以东省时局阽危，需款孔急，故日前电咨度支部转呈内阁代奏，将东省年内应解该部协款一律截留，以备接济兵饷而保东省大局”。(11)此外，是时举借外债亦希望渺茫。12月6日，协撰宪法大臣汪荣宝记道：“访闰生，云得润田书，法国借款已成画饼，两合同约已签字，而法政府来电言，英美德法俄日六国违约，决定不借华债真是致命伤，京师仅余十日之粮，过此必将生变”。(12)彼时举借外债，必然要损害国权，因此遭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国人的激烈反对。《盛京时报》亦报道：“据确闻，此项借款即无全国力阻之电，而各国亦以我国糜乱至此，万无承认借我国债之理也。”(13)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清廷财源已日渐萎缩(14)，因此革命一起，财政立陷瘫痪状态。《盛京时报》分析道：“未起革命以前，清政府之存款不过六七百万两，其后南方诸省非被革军占领者，即已为宣布独立之区，此后更波及于北部诸省，均已断绝各省租税收入之路。清政府之权力所及者，不过直隶、河南二省，亦多受影响之处，而河南又有党魁王天纵之横行拨扰。河南巡抚尚拟向政府请求五十万两之济款，又安能贡献租税于政府？夫清政府之所恃以为岁入者，厥赖近海关税，稽其实际，于二月以前，只有九江税关所收之五万两送缴政府，其他海关则概不输送。盖因税关多以支还外债，所收款项直接由税务司支出，政府不过得见报销之册，盖因无支用之权，于今日之财政困难毫无补救。”“是袁内阁于财政上已立于岌岌殆哉之难地位矣。”(15)12月17日，袁世凯在会见日本公使伊集院时坦承彼时内阁面临的危急情势，并请其襄助借款。伊集院记道：“袁氏略谓：目前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情况已达极点，首先令人担忧者，辄为军队饷源问题。长此下去，军队势将全部化为土匪，以至扰乱敌方；而八旗之兵，危险尤大。”“本人正在焦思苦虑，务期筹得少量借款，以济燃眉。日前已向英国方面提出商谈，尚无头绪。本人绝无用借款扩充军备之意，但求能维持军队衣食即可。”伊集院谈到对革命党的顾忌，并询问借款数。“袁氏答称：少则二百万两，多则四百万两。本人最近必面晤英国公使，请其设法，亦希贵公使向该公使代为说项。至于惹起革命军反感一节，确有可能，本人亦为此而异常忧虑，故拟在不引人注意中秘密进行。”(16)然而，外债借款始终未成。
